在中国诗歌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新诗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道路。作为占据中国诗歌历史三十分之一时段的新诗，它给中国诗歌带来的历史贡献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这一百年的时间又是中国诗歌新旧转型的艰难探索期，它的不成熟自然留给我们诸多的问题和思考。在此，“新诗散文化”，即是近百年诗歌理论与创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总的说来，多数学者否定“新诗散文化”，认为它是新诗迟迟不能成熟的重要原因。也有人简单地理解“新诗散文化”，并将其与中国韵文传统对立起来，将它与新诗的散漫无序等同起来。即使有人肯定新诗的散文化，往往对其也缺乏系统的探讨和理论的深思。应该说，在新的世纪如何理解和评价“新诗散文化”，不仅关系到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也牵涉到如何看待“五四”以来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对于怎样把握当下的“国学热”等一系列思潮也不无参考意义。因此，必须正视“新诗散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其历史与现实原因，讨论它与诗和非诗的界限，从新的诗学原则上对之进行理论阐释及其建构，以便为今后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早在1926年，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就对“诗的散文化”表示不满，他指出：“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敌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所以他的影响给中国造成了一种Prose in Verse一派的东西。他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① 这一观点显然是将“诗的散文化”与“格律化”对立起来，把诗化（或纯诗）与散文化对立起来，认为散文化就是非诗化。到20世纪末，也还有人认为：“纵观90年代的诗歌，可以说，没有中心，没有在场，一切都解构了，如果硬要找出90年代的诗歌特征，那么零散化就是90年代的中国诗歌的全部现实。”② 在这里，作者是将诗歌的“散漫无序”和“散文化”混为一谈了。因此，有必要弄清“新诗的散文化”概念和渊源。 何为“新诗的散文化”？先得从诗的概念说起。原始诗歌是诗歌的最早胚胎，诗歌是作为生产活动组成部分的一种音声节奏。众所周知，原始诗歌又是与音乐、舞蹈合一的。人们在集体劳动中有节奏的运动，肢体的扭动发展为舞蹈，嘴巴的运动发展为语言。劳动的语言一开始是有节奏的无意识的呼喊，后来发展为诗的语言和普通语言。到了周代，开始向正式的文学意义的诗歌蜕变。《诗经》的出现完成了诗歌的这一蜕变。 一般认为，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从四个层面言诗：“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他认为的“诗言志”是从诗的道德功能上概括诗的。从诗的本体特征、审美特征看，诗应该是“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③ 诗歌与音乐分离后，仍然保持着音乐美的特征，从《诗经》、楚辞到近体诗词曲，诗歌的音律化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特征。为什么古代诗歌必须具有音律化的特征呢？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方面：原始声韵的遗留与民间原诗诗体特征的保留；情感表达的需要，“诗之为用者声也，声之所用者情也”；诵读与传播的需要，“送其言为之诗，咏其声谓之歌”。④ 诗歌的音韵节律化，既增强了咏叹的抒情功能，又是中国古代诗歌传播的主要途径。 中国古代与现代在诗歌观念上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说现代诗歌一般也要反映生活，抒发情感（也有反对抒情，主张表现人生经验与智慧的），在道德与认识功能层面与古代诗歌并无本质的变化。但二者在形式本体上却产生了根本区别，即是否有散文化的特征。何为散文化？我认为是现代诗歌把非音律的某些非诗歌形式的散文因素融入诗歌，化散文入诗，使诗歌具有内在的诗质与现代的诗意。散文化并不就是把诗歌写成大白话。究竟哪些散文因素应该被诗容纳呢？我们从现代诗学理论与诗歌实践中总结了如下四个方面：自由的诗体、白话的诗语、自然的音节、现代的诗思。 散文化新诗观的源头是从胡适那里来的。1915年9月胡适在和同学讨论诗的革命时就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⑤ 纵观胡适的白话新诗观，他明确的革命目标之一就是：“诗当废律。”⑥ 他把“作诗如作文”作为反对律化诗体的革命策略与手段。他认为，“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上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他认为“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⑦ 他看到了诗体特征与诗的表现功能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的诗体最适合表现精神的自由发展、丰富复杂的现代生活与现代人的思想情感，这一见解是异常深刻的。近代文学变革包括“诗界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剥离了文学形式与文学表现功能的关系。他们倡导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以对旧的诗歌体式的认同、旧的风格的坚守为原则的。结果是有了“新意境”，却没有产生新文学。“五四”诗歌文体形式的转换，显示的正是五四文学革命变革传统文学现代性意义的新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体现了新诗对五四新文学启蒙运动本质属性的率先把握。胡适倡导的文体解放，到郭沫若《女神》的出现，才第一次有了现代性意义的成果。郭沫若不拘一格的自由文体的选择与创造，开始赋予了中国诗歌超越陈腐、奔向现代的宏大气概与新锐品格，把中国诗歌带向了一个与外来现代思想和文化思潮呼应激荡的新时代。可以说，“五四”诗歌革命的文体解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互为因果、互相推动，极大地拓展与提升了中国诗歌的思想境界与审美品格。诗歌文体是富有鲜明的思想功能意义的。比如，在40年代与解放后郭沫若写的一些旧体诗词，已经把他自己开创的现代诗潮抛在了后面。从他的旧体诗词里再也看不到他早年咆哮的豪迈激情了。旧体诗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与它所要表现的情感内容形成了特定的对应关系或抒情范式，现代人的思想情绪与审美趣味不是旧体诗词所能容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