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代的中国，社会各界的著名的或不著名的人士因为政治、救国的言行和其他原因而锒铛入狱，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其中引起广泛关注和较大反响的，就有1931年的“牛兰夫妇入狱”事件，1935年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入狱的“《新生》事件”，1936年以沈钧儒、邹韬奋为代表的上海“救国联合会”的“七君子入狱”事件，以及中共政治领导人瞿秋白、方志敏、王若飞的被捕入狱等。这当中，左翼作家文人的被捕入狱，更是屡见不鲜。在上海和关内其他地区，就有左联五烈士的被捕牺牲，周立波、丁玲、艾青、陈白尘、陈荒煤、艾芜、彭家煌、楼适夷、洪灵菲、冯宪章、潘漠华、舒群等人的先后入狱，在沦陷的东北，左翼作家罗锋也曾经一度坐牢，金剑啸则死于狱中。 “牢狱事件”的普遍性自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成为时代性的政治、文化和文学话题之一。无党派作家曹聚仁对政治迫害与牢狱现象的普遍性作了讽刺性的描绘，指出当时“中国第一流人才，有的在爬山，有的在牢狱里”。[1] 还有一些非左翼的作家文人，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与左翼不同，但对那种大批逮捕和杀害作家文人、查禁刊物的白色恐怖和普遍的牢狱事件，同样反感和反对，于是以“春秋”笔法引申生发，推古及今，大谈清朝的文网密布及层出不穷的文字狱现象，明里暗里与现实进行映衬。翻译界的部分人士也“里通外国”，先后翻译出版了《囚人之书》和《狱中记》等外国纪实作品，实际也是借此对压迫与恐怖遍布的“牢狱中国”的时代环境，进行类比与“暗喻”。 作为受压迫最重和入狱作家人数最多的左翼文学阵营，自然更不能不对“牢狱中国”的现实环境做出感应与反映。这种反映的方式之一，是直接发表宣言进行政治揭露和抗议，如“左联”在1931年4月连续发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揭露了“左联五烈士”被“恶毒”虐杀和“许多我们的同志，思想家，作家，现今正呻吟于世界上最黑暗的中国牢狱和租界牢狱中”的事实，明确提出“反对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逮捕及杀害中国作家和思想家”，[2] 革命作家国际联盟也在发表的宣言中，对“左联五烈士”的被杀害，对“现在无产阶级的文学家和革命文学家在中国牢狱里面数目，是在一天天的增加起来，数都数不清的”现象，进行了抗议与谴责。[3] 其次，是以纪实和叙事文学作品进行直接的或曲折的反映与暴露。左翼文学旗手鲁迅对如此的白色恐怖极为愤慨，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抨击统治当局“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的暴虐，和“只有污蔑，压迫，囚禁和杀戮”的凶残，[4] 并在1933年和1934年专门写下《光明所到》和《关于中国的二三事·关于中国的牢狱》，对中国牢狱的由拷打和虐待构成的“地狱”式的黑暗，和现实中以思想“改造”为对象的“反省院”存在的“有效性”，进行了“证实”与讽刺，将牢狱的黑暗与现实社会的整体性黑暗、将牢狱事件与整个社会的“牢狱现实”联系起来，揭示出中国现实环境的“牢狱性”和“地狱性”本质，以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文形式参与了“牢狱文学”的建构。更多的左翼作家则把这种“自然值得我们大家很大的注意”[5] 的普遍的牢狱现象作为重要的文学题材，纳入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的视野和范围，从而使“牢狱文学”作为一种倾向鲜明、意义独特的左翼文学现象。 对这种文学现象最早以“牢狱文学”进行命名并做出评价的，是30年代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周立波。在《1935年中国文坛的回顾》[6] 一文中，他首次对左翼的牢狱题材小说的现象，用“牢狱文学”加以概括，对整体的牢狱题材小说和具体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点评和概述。 值得指出的是，周立波在论述1935年左翼牢狱文学出现的原因和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左翼牢狱文学数量不够丰富，发达的程度尚不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牢狱文学相比。周立波的认识和评价诚然是正确的，然而，若不限于他所论述的1935年的范围而是扩及整个30年代，那么左翼牢狱题材文学的数量还是有相当规模的，牢狱文学的表现内容也是比较丰富多态的。上述的那些曾经被捕入狱的作家中的很多人，如艾芜、罗锋、陈荒煤、陈白尘等，都写过以牢狱为背景和对象的小说，其中尤以陈白尘为甚，他30年代出版的《曼佗罗集》、《小魏的江山》和《茶叶棒子》三个中短篇小说集，近三分之一都是写牢狱生活，《小魏的江山》还被茅盾选入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出版的《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此外他还写有描绘牢狱生活的话剧《大风雨之夜》、《癸字号》，陈白尘也认为自己写牢狱生活的作品“在同侪作家中也可称为我的特色之处”。[7] 而一些没有被捕入狱的左翼或进步作家，为了表达对“牢狱现实”和社会的黑暗不公的抗议与批判，也时而把笔触伸向了牢狱。像东北作家群里的端木、萧军、白朗等人，并没有牢狱体验，但是故土沦陷的现实创痛和流离失所的漂泊，却转化为共同的心理体验——失去自由幸福的沉痛的囚禁感与压抑感，沦陷的家乡故土在他们共同的、集体性的心理想象里也不免转化为“牢狱”的感觉和意象。于是，他们几乎都写出了各自的“牢狱文学”。还有一些左翼作家，如周立波自己，不仅提出了牢狱文学的批评概念，还一直想尝试或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在30年代没有机会完成，就一直把这种愿望带到40年代，在解放区连续写下多篇以30年代为背景的记忆性牢狱小说。此外，一些被捕入狱的政治领导人如方志敏，也写有《牢狱纪实》、《可爱的中国》一类的非虚构作品，在当时和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30年代左翼的文学作家和政治作家写作的包括虚构和非虚构的“牢狱题材”作品，确实构成为整个30年代左翼文学中有意味的、较独特的文学流脉。 从表现对象、题材类别和作家体验来看，30年代的牢狱文学在概念、内涵、题材、内容诸方面存在区别。周立波提出和评论的“牢狱文学”，主要指的是左翼作家（包括有入狱经历和没有这种体验的）创作的以牢狱描绘牢狱生活及其“内幕”的作品，他在《1936年小说创作的回顾》的年度小说述评中，仍然继续对东北作家罗锋和舒群表现“狱中生活”的作品予以点评和称道，“狱中生活”似乎构成了时代性和权威性的牢狱文学内涵和“正统”。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另一种牢狱文学的形态，一些作家并没有直接描绘牢狱生活，而是在牢狱环境中写出了或抒情言志、或回忆寄托、或抨击时弊的作品，如艾青写于狱中的《大偃河——我的保姆》，方志敏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杜重远的《狱中杂感》等，抒写或表现的是牢狱外部的世界与生活。这种表现或描绘与作家本人的狱中体验和特定环境形成的情感世界具有内在关联，同样应该纳入牢狱题材文学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