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3-0052-05 如果不沿袭评论界将女性-上海-城市重叠的文化批评的路径，回到王安忆小说中的女人形象系列，我们看到这个形象世界不复有张洁式的不羁狂放的知识女性的悲怆，亦不复有徐小斌式的特异独立的女性塑型，没有陈染的面对女性自我独吊式的决绝。她们出入她的笔下，或凄艳吊诡，如阿三（《我爱比尔》）、米尼（《米尼》）；或凭着不安分的心性改变命运，如张达玲（《流水三十章》）、妹头（《妹头》）、妙妙（《妙妙》）；或顺势而为寻一份属己的生活，如富萍（《富萍》）；或隐忍而承担终至福降，如郁晓秋（《桃之夭夭》）。早期的“雯雯”故事、“三恋”系列，以及90年代以后的作品在对人性细部的体察中，叙写一个女人经历外在的与内心的一系列的磨难。并非大悲大恸，亦不直指男权文化压抑的要害，抛开性别权利之争，回到经验，回到个体，于观念与故事之间，只提供“形象”让她们来演绎，理智与情感，卑微与琐碎，激烈与失望，也有性、欲望，有一味地隐忍、善良与不甘。而在这些故事背后是一位具有足够理性、智慧，内在力量与平衡力量都健全的知识女性的自我，或者说，是作家的自我与她的人物一起被创造出来，并在女人的经验、命运之处支撑起小说叙事的伦理向度。 刘小枫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观点论述西方现代小说兴起的原因时说：“在近代四百年来的哲学和科学遗忘生活世界的同时，一种全副心思关注生活世界、勘察个人的具体生存的学问有声有色地形成了，这就是近代欧洲小说的兴起。生活世界中总得有某种思想要理解人的具体生活，小说就是这样的思想，它甘愿与一个人的生命厮守在一起，……小说询问什么是个人奇遇、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角落的泥土、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而小说“叙事伦理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与伦理诉求。”[1] 132相比较而言，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自发生之日起，就一直与启蒙、政治、知识、学术、教育等意识形态问题相纠缠，已充分地形而上学化了。直到90年代，商品消费已然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多元状态与零碎经验充斥个人生活，文学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回归个人经验，在对日常性、个体性、私人性的发掘描摹中完成它在框架设定内的一系列的人性目的。王安忆的小说亲证并实践了这一变化过程，她说“我是说小说绝对由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他自己创造的，是他一个人的心灵景象。它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经验。所以一定带有片面性的。这是它的重要特征。”[2] 12王安忆从不以新时代的启蒙者自居，而是在作品中与读者一起体验平实生活中那些让人心悸的瞬间，体味普通人的人生际遇。在《寻找苏青》一文论及大历史与女人生活之间的关系时，王安忆说苏青“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话。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是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的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养英雄的生计，是培养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3] 112毕竟在历史前进的大背景下，人的存在是渺小与脆弱的，人一旦被裹挟进历史前行的浪潮中，无论是好是坏，是乐是悲，难以抗拒的宿命是彻底的。而文学与历史记述不同，它对一个时代的见证只能从人生的“边角料”中去触摸，只能从历史背阴处人的身影处搜寻。从性别来说，女人与自然、生命有着更紧密的血缘联系，生命在女人的体内给以她教育，使她要比男人更深刻地懂得生命、生活的意义，也更注重自我情感的依托，更侧重于自我生命的体验。这样，“女人与文学，在其初衷是天然一致的。而女人比男人更具有个人性，这又与文学的基础结成了联盟，在使文学回归的道路上，女作家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女作家赖以发生并发展的自我，应当如何达到真实？如何表达真实的女性形象？“一个人非常容易将自己想像成为另外一种形象的，而女人又更加倍地多了这种误入歧途的危险。……还因为女人更重视更能体察她的自我，因而也更爱护自我。她们如同编织人生的理想一般精心地编织自己的形象，弄到头来，她们竟瞒天过海，将自己都骗了，以为那编织的自我，就是她们的自我，而实际上却不是。”[3] 79基于上述认识，王安忆将她的人物置于这样的生存纬度：一是女人“此岸”的“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事”，日常性、世俗性是女人的生存背景，其特点是较多的自然成分，而较少修饰，这也是她们天性的基质；二是女人的自然人性要求，比如身体感觉，生命体验，还有如张爱玲所说的女人天性中地母的根芽；三是女人心性中对“彼岸”的执著追求，所谓的“英雄心在平凡的人世间的存在形式”。在此，王安忆为她的人物“寻找与发现”（汪政语）了更为稳定更为感性也更为真实的东西，并以一种近于自然主义的写实笔调书写，但这并不同于19世纪西方文学的自然主义，不是将人生的琐碎、丑陋放大，冷静地解剖，而只是借鉴自然主义的科学精神来观察、研究、收集、记录，运用收罗观察到的人性材料，以一种平实、细密的语言叙述女人个体存在的内在事件、琐屑主事，形成关于女人叙事的伦理基础。 王安忆小说叙事伦理的第一方面内容，是女人在“此岸”日常的柴米油盐的经营，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性情，“幸福”于她们是生存第一位的。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历来将女性生存的权利，改变女性历史文化中“缺席”处境，寄希望于女性的经济独立、人性自由、平等的文化诉求上。西蒙·波伏娃做过这样的表述：“我们感兴趣的是根据自由而不是根据幸福，对个人的命运予以界定。”波伏娃还说“快乐这个字的真正意义是很难捉摸的，仍然有不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被隐蔽，永远不能去决定快乐与否”，因此她称，对女子命运问题“我着重的是自由而不是快乐。”应考虑的是女子“如何能从处处依赖男人的环境下变得独立？什么样的环境限制了女人的自由？她们如何能去克服那些困难？”[4] 6-7但是一些权利要求、宏大话语只能提供社会层面的批判价值，具体到普通、边缘的生存事件，偶发的、局部的个体经验总是难以用文化的构建去囊括，文学也就只能从绝对统一中分离，走向局部、个体。伦理自古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理性伦理学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进而制造一些理则，让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培养符合这些理则。叙事伦理则是重新描摹人的道德的可能性，寻求在不确定的人生可能性中可能生活得幸福的条件，“当幸福在时，我们便拥有一切，而当幸福不在时，我们尽力谋求它。”[1] 3“自由”、“独立”诸理念相对于王安忆的女人是过于遥远，她们生活于社会边缘，虽非贫贱，但在一个物质的社会里，无论经济地位、受教育的程度，都使她们受到过多的约束。而社会在组织建构、经济状况、社会福利及婚育制度等方面，都还没有为女人的自由和独立做好相应的硬件支持。不仅如此，女性的“生理”、“心理”以及经济情形，使得她们更看中对幸福、快乐的谋求，在更宽泛的道德谱系里，一个按传统方式生活的女人，只要是她心甘情愿，并在其中得到快乐，都不能概言她一定是落后或愚蠢。王安忆的叙事回到女性自身的经验、声音、欲望，有一种知根知底的现实情怀。 小说《桃之夭夭》书名取自《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适家。”言家庭兴旺，贺婚嫁之歌。小说写笑明明，一个滑稽剧团演员，一切生计全靠自己打点，虽难免俗气，但“终是性情中人”。在笑明明眼里，郁子涵纵是百无益处，无一技之艺难以自立，外加破落子弟好吃懒做的习性，但仅为郁子涵躲在窗帘后那怯怯地注视；仅为他敢于弃家追随笑明明的剧团至无锡；仅为再次相见他拿出夹在笔记本中的红叶黄叶，郁子涵就“依然是梨花影中的少年”。随后，笑明明与安稳富裕的生活前途告别、嫁给了郁子涵。笑明明在与郁子涵离婚一年半后果敢地生出郁晓秋，可见其自在自为、处变不惊的品性。母亲一时的任性造就了郁晓秋一生的阴影。私生子的身份，母亲的出气筒，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整个视她为一个“无”，连家里的保姆也歧视她。长大后，工厂里劳作，日里操持家务，甚至后来的失恋，养育姐姐的孩子，她似乎都没有多少怨怼。她一味地付出类似于铁凝笔下的白大省，可与白大省不同的是，郁晓秋一切的行为更多的出自天性、本色。小说写道，“在这个凄凉的时代里，她显得格外鲜艳，而且快活。这是生长本身滋养出来的，多少是孤立的，与周遭环境无关，或者有关，只是不那么直接。健康的生命，总是会从各样环境里收取养料，充盈自己。”[5] 而白大省的“善良”、“仁义”一开始就被文化锁定，她最终没有躲过那小女孩丢下的脏手绢带来的道德叩问，其实她躲不过的是十岁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在她心里的“仁义”，她为这“仁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女人确实是“变成”的。郁晓秋“似乎天生信赖人生，其实不是无端，她是择善，就不信会有大恶”，[5] 凭着勤劳付出，精打细算的心性，郁晓秋为自己寻找快乐，为两个忧伤的家庭传送热闹，为自己谋得幸福。富萍在50年代来到上海，投靠做保姆的奶奶，由此进入奶奶东家的住处——上海淮海路的弄堂，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事物、客厅里的钢琴声、爬满藤叶的旧式洋房。而富萍偏偏从这里的后门溜出，后来干脆不辞而别，直接去了水上工人居住区，最终落户梅家桥。表面上看，富萍是不愿意回乡下与奶奶的孙子成婚，要逃避乡下生活的艰辛。其实不然，她选择的梅家桥，是在一片垃圾场上建立的破旧的棚户，居民生计很卑微，过去拾荒，现在磨刀、贩小食、折锡箔，还有人继续拾垃圾。富萍对婚姻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对安稳、幸福生活的愿望。孤儿寡母，一条腿残疾的青年，阴湿的披屋，靠糊纸合为生，其经济贫困至极，但梅家桥-孤儿寡母让富萍感到“心境很安谧”。在这里，王安忆尽可能地伸展小说的触角，破“壳”而入，汲取实际延续着女人的生存的智慧和幸福观——一种凭感性的而富有诗意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