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邵燕祥，在回顾自己从1945年到1976年这30年的创作与生活道路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为我那过去的三十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① 两行字概括了邵燕祥的前半生。政治上的殉难者，联系邵燕祥被打成“右派”和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际，不难理解。文学上的牺牲者，恐怕只有联系邵燕祥的早期也即40年代后期的写作与50年代后的变化来思考，才会有更深的体会。 邵燕祥是一位早慧的诗人。他1933年出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就展现了写作的才华。在汇文中学上初一时，第一次作文卷子发下来，语文老师仇焕香先生批道：“……非率尔操觚者可比，是从何处抄来？”课后，邵燕祥向老师解释是自己写的，没有抄袭。老师将信将疑。待第二堂作文，他特别留意邵燕祥，见其果然是当堂独立完成，才相信了弟子，从此成了忘年交。1946年后，邵燕祥开始向外投稿，从这年4月到年底，便在北平《新民报》“北海”副刊，发表了40多篇小品。那时，他去位于东交民巷西口的新民报社去领稿费，编辑先生以为他是替家里的大人来，当听说他是领自己的稿费，编辑说：“看你的文章，以为是40多岁的人写的哩。”② 这时的邵燕祥做着文学的梦，他给自己规划了这样一条路：20多岁写诗，30岁以后写小说，40岁以后写剧本。以邵燕祥少年时代出众的文学才华和异乎寻常的勤奋，如果赶上一个适宜的创作环境，他的创作规划是有可能实现的。不幸的是，后来面临的一系列狂暴的政治运动，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他那个美好的规划也成了泡影。 邵燕祥的诗歌创作，是从1947年开始的。他的诗大多发表在北平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国民新报》、《诗号角》，天津的《大公报·星期文艺》，上海的《诗创造》等报刊上。此时的邵燕祥，初出茅庐，创造力正旺，头脑中没有后来的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所以这阶段他的写作尽管是锋芒初试，却已相当成熟，并隐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948年7月27日邵燕祥在北平《国民新报》发表了一首短诗： 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 我敢于走下地狱 到地狱和天堂的路只是一条 诗篇燃着熊熊的火…… 我将冲过第十七层地狱 挂起地狱里从没有过的太阳 （《短唱·二》） 这是在风雨欲来的大变革的时代，诗人为自己画的一幅肖像。“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体现了诗人的胸怀与追求。匕首是武器，也是战士的象征，这是诗人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在那个特定时代里必然的选择。诗，则是他的挚爱，他的追求，他生命中须臾不可离的东西。在邵燕祥看来，匕首与诗，战士与诗人，并不矛盾，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应当说，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便是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走过来的。 40年代后期正是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北平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但中共地下党和它的外围组织已十分活跃。这是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与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决战的前夜。邵燕祥在日本投降之后，目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种种恶行；城市经济的崩溃，人民生活的贫困化，使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46年初，邵燕祥从他的老师仇焕香先生处读到了一本油印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为书中所提的建立一个和平、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所吸引。1947年他参加了“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于10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此时的邵燕祥，在政治上是激进的，但是在文艺观上却还没来得及统一到党的文艺路线上来。如他所言：“在1949年前的地下活动的日子里，我还没有读到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形成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意识，那时诗里的抒情完全是直抒胸臆。”③ 但是由于诗人生活在方生的与濒死的两种势力决战的前夜，他已有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尽管他主观上没想用自己的诗歌写作为政治服务，但是当他坦诚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诗句中的时候，他的诗便自发地呈现了一种倾向性，表达了一个热血青年在这个特定时代的心声。 为了理想而献身，把生命与诗歌融为一体，使这阶段邵燕祥诗歌显出了英雄主义的品格。邵燕祥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后，不止一次地为到解放区去的同志送别，并深深地羡慕他们，但他牢牢记住了一位被他当作兄长的大同志的话：你留下，每个留下的战士都是插在敌人身上的一把匕首。于是他这样写道： 我是犀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胸上 我将使敌人流血而死/除非我被拔掉 而我是没有死亡的/因为匕首的身体是钢铁 你震惊于钢铁的声音吧？/你目眩于钢铁的闪亮吧？ 是的，我是钢铁/钢铁，没有死亡！ （《匕首》） 诗句是那么强烈，情感发展又是那么自然。读着它，我们能体味出荆轲式的冲天豪情，夏明翰式的壮怀激烈。这样的诗句是与热血和生命一起喷射出来的，体现了诗歌与生命的同一。此诗无论是放到40年代后期的特定环境中，还是放到邵燕祥的全部诗作中，都是上乘之作。 这种匕首式的诗句在此时邵燕祥的诗歌中可多处见到。1947年中共北平地下电台遭到破坏后，诗人写出了用以自励的座右铭：“教我怎么不想起/鲁迅：/迈出大门，/不带回来的钥匙。//准备着牺牲，/做着敢死的事，/为的是光明，/为的是生！//我们不能赤膊上阵，/学会壕堑战/在战壕中。//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药/是/不来的！’”（《韧的战斗》）《箭楼》一诗，则借古老的被遗落的箭楼，抒发少年壮志的胸怀：“我要驰骋在负载我的道路上/把荒野的尸布撕破/把天空的棺盖射穿……”（《箭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