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连戏是以目连救母故事为中心进行创作而发展形成的一个戏剧体系的总称。由于广大民间艺人的主观理解、阐释与创造，目连救母本事产生了许多变文，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和浓郁的区域特色，目连戏也就发展为中华大地上风格繁多、体系庞大的复调式艺术族群。绍兴目连戏就是这个艺术大花园中一朵色彩绚丽的奇葩。在绍兴民间，目连戏在历史上作为社戏演出盛极一时，成为绍兴戏曲的主导，长期成为绍兴戏班的主要看家剧目。迄今保存完整的绍兴目连戏版本有六种①，其中以绍兴的《救母记》、前良的《平安救母记》和上虞的《哑目连》最有代表性。 绍兴目连戏是一种融宗教与审美于一体的世态化戏剧，已经突破了鬼戏和宗教剧的藩篱，走向了艺术审美。周作人说：“吾乡有一种民众戏剧，名‘目连戏’，或称曰‘目连救母’。每到夏天，城坊乡村醵资演戏，以敬鬼神，禳灾厉，并自以娱乐。”② 这说明演出目连戏有两个目的：一是敬鬼神禳灾厉的救世目的，二是自以娱乐的审美目的。鲁迅说得更为明确：“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祈祷，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起来的应该是阴差，而普通状态太无趣——无所谓扮演，不如奇特些好，于是，就将‘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自然原也没有知道得很清楚。”③ 可见，绍兴目连戏在注重宗教祈祷的同时也重视娱乐审美，将表演的“有趣”和“奇特”这些审美特征置于重要地位。柯灵认为绍兴人喜欢目连戏是“因为它亲切的缘故”：“题材平凡而亲切，描写浅近而生动，又随处摭拾时事，穿插笑料，令观众乐而忘倦。”④ 这是对它的审美特征更为具体的初步把握。绍兴目连戏虽为民间创作，但在艺术审美上并不亚于文人创作的戏剧。 鲁迅的审美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起于目连戏又终于目连戏。他扮演“义勇鬼”是其最初审美活动的标志，而《女吊》的创作则可以看成是他的审美活动结束的标志。目连戏在鲁迅心目中已“形成了一种深深的情结”⑤。他不仅在《社戏》、《五猖会》中轻灵而诗性地描写了观看目连戏的欢乐情景，而且又以生动优美的笔墨描写了民俗意味浓郁的《无常》、《女吊》，同时还收藏了三种目连戏版本⑥ 以及一批内有“无常”画像的书籍⑦。他还对目连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⑧。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自幼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幼时的记忆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心理定势，支配着主体的行为。然而，绍兴目连戏是否对鲁迅的艺术审美有影响和有怎样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研究的成果寥寥。虽然夏济安已经“注意到鲁迅小说中的世界和目连戏中的世界的相似之处：它的恐怖、幽默和得救的希望”，发现“他看到这些鬼魂可怕的外形中富于魅力的另一面，并使之富于情趣”⑨，却停留在探寻它与鲁迅作品的阴暗面的关系上，并未从艺术审美上进行全面的研究。实际上，鲁迅不仅思想上接受了目连戏的影响，而且在审美上也受到了它的熏陶。 绍兴目连戏与其许多同类严守宗教剧和鬼戏的窠臼不同，它广阔地描写了下层人生，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在审美上形成了适俗性与写实性紧密结合的突出特征。所谓适俗性，就是指它减少了宗教剧中鬼神的神秘性，加强了世态性的描写，贴近普通的凡夫俗子的情感与心理，具有明显的平民化色彩；所谓写实性，就是指它叙述的故事始终贴近现实人生，反映普通民众的人生境况与理想期待。纵观绍兴目连戏，它始终紧贴普通民众的心灵现实与生活现实，密切注视平常百姓的生活遭遇与精神世界，着重描写民众十分熟悉的里巷间的琐事，写他们苦难人生和尴尬处境中的悲喜剧，全面地展现底层社会的人生百态。柯灵指出：“那虽然是鬼戏，地狱里的大小鬼物，几乎要全体登台，而全剧所写，却都是里巷间的琐事。所有人物，除了傅员外一家，也无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跟站在台下的正是一伙。王婆骂鸡，张蛮打爹，哑子背疯婆，大家早就在生活里熟悉的了。即使是鬼物吧，它们嬉笑怒骂，也往往比世间有些俨乎其然的角色更多生人气，连那阴司的使者无常，也会插科打诨，使观众觉得可亲，跟站在城隍庙里板着面孔的家伙大不相同。恰如一幅立体的风土画。”⑩ 在这里，目连救母本事几乎只是表现庸常人生的一条线索或者是由头。正是这种平民化的审美取向，使人觉得浅近生动，熟悉亲切，形成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众所周知，鲁迅的创作总是关注社稷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对强国兴邦的深切思考，但他总是取材于普通民众最为熟悉的生活，写里巷间的普通人生。他往往通过一些凡庸琐事的巧妙组织来描写下层人生状况，揭示国民的精神世界，批判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目光所及，都是下层民众的悲惨人生与苦难命运。这种审美取向，自然与他“立人救国”的思想有关，但也受到了绍兴目连戏的浸染。鲁迅笔下的许多故事都可以从绍兴目连戏中找到原型。《狂人日记》通过对平常生活中习见的精神病患者异常的心理、言行的描写，对现实社会寄予着深刻的批判，显示了强烈的写实性与适俗性，灌注着绍兴目连戏的受难、救世与叛逆、复仇的精神原型（11）。小说《肥皂》围绕着一块洋肥皂展开故事的讲述，刻画人物形象，揭露了封建卫道者的丑恶嘴脸，显然受到了绍兴目连戏适俗性与写实性的影响。从故事与人物原型上来说，明显化用了《救母记》第32出《孝妇》和第34出《背疯》的故事原型。小说中的孝女乞食赡养祖母的故事，即是任孝妇行乞葬姑（家婆）和疯妇背夫乞讨故事原型的转换。孝妇良人早逝，家贫如洗，自己纺织丝麻来侍奉婆婆，婆婆命亡荒年，孝妇无力安葬，只好行乞葬姑，受到傅相的救助；疯妇自幼得病，丈夫生来哑巴，无儿无女，家贫如洗，无以为生，疯妇只好背夫乞讨，也在会缘桥上受到傅相的救助。小说中的孝女坐在布店的檐下乞讨，只要讨得一点就献给祖母吃，自己情愿饿肚子，这就犹如孝妇行乞为葬姑、疯妇背夫乞讨为生一样。孝女乞讨，被人围观与耻笑，就如孝妇、疯妇乞讨时受尽别人的脸色一样。而四铭则是傅相的变形，四铭怀着龌龊的心理，念念不忘孝女，病态地借口移风文社征文来表彰她，针砭社会无人实施救助，小说尽管是反讽，但故事人物潜隐着对傅相济贫救急原型的化用。作品紧贴现实人生，很具审美感染力。鲁迅的创作所描写的正是这样一种“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12） 事情，这种特别“动人”的艺术展示，呈现出强烈的适俗性与现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