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5-0123-05 作为中国近代中西方文化大碰撞的亲历者和西方思想的传播者，梁启超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以及文学理论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建树。他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从事翻译及创作，对于促进中国文学摆脱传统，吸收新鲜血液以至走向世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先导作用。但是，“当梁启超长途跋涉向家返回时……他曾经忍痛到达的反传统思想境地，现在被青年人从他那里作为自然的境地、自由的礼物和迈向未来的出发点接收了过去。”[1]（P16）那么，缘何梁启超未能在文学领域内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反倒是受其精神指引的一代“新青年”实现了他毕生未能完成的超越呢？尽管钱基博在1935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将梁启超列入“新文学”一编中；但是，翻译方法的急功近利、文学观念的返归传统，以及中、日、西多种思想的交错杂糅等诸多因素，都严重制约着梁启超的思想观念，使其难以跨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重樊篱，进而实现他引导中国文学顺利转型这一主观愿望。 一、失意之英雄与新文体 在流亡日本的十四年间，为了摄取价值观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梁启超几乎涉足了当时日本各个流派，阅读了大量日文译著，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刊物向国内广泛传播。蒋广学曾这样来形容梁启超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和传播：“如果从梁启超在1895年‘北京强学会’时开始系统接触西学算起，到亡命日本之后又通过大量学习日本人所翻译出来的西人著作，他用数年的功夫就走过了西方人数百年走过的路而进入一个全新的学科体系中，并且在这儿著书立说。”[2]（P402—403）但是，当时梁启超不仅不通西文，对日语语法也不甚了了，他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穿越两种文化的坚固“墙体”，向国人传递了如此巨大的异质文化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中国新小说、历史学、新闻学、法学、政治学和财经等诸多全新的学科体系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并慎重思考的严肃课题。 就翻译和输入西方学说而言，在晚清的数十年时间，只有严复可与梁启超比肩。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较为系统化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启蒙家和翻译家，雄厚扎实的国学功底以及赴英多年的留学经历，不仅使他精通中英语言文字，更是对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有着深刻体悟与了解。钟叔河在《从东方到西方》中曾说：“在梁启超之前到西方去的人当中，容闳留学最久而未志于学，王韬助译汉籍而未译西书，仅仅有郭嵩焘曾经接触希腊先贤和培根、笛卡儿的学说，但只限于个人有所认识，没有进行传布；能够‘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的，的确非梁启超和梁氏一再提到的严复莫属。”[3]（P614—615）梁启超也曾打算过学习英语，还有一位士绅愿意出资聘请专业英语老师教习梁启超，但由于学习英语需要充足的时间与精力，而梁启超事务缠身、活动频繁，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而中日文之间所具有的诸多相通处，使梁启超觉得学习日语比学习英语容易。在逃亡日本之前，梁启超撰写《论学习日本文之益》一文，大力倡导国人学习日语，并主张通过日文译著来吸收西学思想。后来，梁启超编写的日语速成教材《和文汉读法》，更使国人学习日语的高潮有增无减。梁启超则运用这种方法译介了大量日文著作和日译西籍。所谓“和文汉读法”，实际上是“汉文训读法”这一日语词汇的翻版，主要是用来阅读日本人汉译的西文著作或用汉文调写作的日文著作，而对难以“颠倒读之”的通俗文体则敬而远之。因为“和文汉读法”的奥妙在于：“通其例而头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4]（P324）当时的日文大致分为四种文体：一是仿汉文体，二是和文体，三是欧文直译体，四是俗语俚言体。“和文汉读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平易畅达的仿汉文体，而对于古代日语和现代口语体日语，以及欧文体日语都无法理解。即使是在不太复杂的“汉文体”日语中，也存在很多被异化的汉语词汇，它构成了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的一个重大障碍。所以，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学习日语，只得选择汉学修养深、使用汉文调写作的作家的著作，如福泽谕吉、矢野文雄、德富苏峰、中村正直、柴四郎等人的书，均系受到浓厚汉文影响的日文著作。 福泽谕吉“通俗文体”和矢野文雄“欧文直译体”以及德富苏峰“欧文体汉文脉”的文章，都对梁启超独具一格的文体风格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其中，尤数德富苏峰“以欧文脉入汉文调”的文体对梁启超新文体的创行影响最大。冯自由很早便指出：“任公之文字则大部得力于苏峰。试举两报所刊之梁著饮冰室自由书，与当日之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民小丛书一一检校，不独其辞旨多取材于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5]（P254）对德富苏峰文体风格的认同与崇拜，使得梁启超每每情不自禁地抄译德富苏峰之文，并仿效其文体和文风。德富苏峰为文雄奇畅达，如果不对勘日文原著，我们很难分辨出哪些是出自苏峰之手，哪些是出自梁启超原创。梁启超所特有的“新文体”是为了通过日本来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提炼出来的一种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文体形式，虽不如林纾的译笔那样顽艳古雅，也未及严复那样深刻系统，但是相对于桐城古文和同时代林纾、严复等人的文章而言，梁启超的“新文体”有着别样的魅力，与风行于日本的德富苏峰文风一样，他所译介的外国小说和西方近代社会学说，以通畅之文笔、喷薄之情感和雄壮之气势而见长，并以更强烈的吸引力与穿透力极大地影响着近代中国读者的阅读思维。当然，强烈的文化启蒙意识和急切的语言变革需求，以及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趋势，都是梁启超选择通俗易懂的“新文体”来从事写作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历来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那就是“和文汉读法”这一特定的翻译手段，也决定了梁启超必然选择这种平易畅达的表述方式。所以，梁氏的“新文体”与“和文汉读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变革过程中的最早实验品。 诚然，运用这样一种钩而读之的方法确实能使没有多少日语基础的中国人，读懂一些带有汉文调的日文著作，在表面上具有一种迅速掌握词汇意义的速效性，并能对在短时间内学习日语、传播新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种学习方式作为一种认识异质文化的粗糙工具，远远不能满足国人迅速增长的西学要求，它从一开始就潜伏着一种巨大危机。从长远意义上来说，这种学习方法讲求的是“速”，但任何事物“欲速则不达”。如果说穿越两种语言文化的坚固墙体，会使译文与原著之间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形或误读；那么，像梁启超试图仅凭着“和文汉读法”这样粗浅的阅读方法去穿越中、日、西多种语言的巨大障碍，而获得其思想文化的内在精髓，其间所产生的巨大误差与主观臆说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梁启超本人对于从日译著作中求西学的未来前途，也表现出一种茫然与困惑。他曾坦率地说：“虽然，所译之书，未必彼中之良也。良矣，译者未必能无失其意也。即二者具备，而其书也。率西域十余年以前之旧书，他人所吐弃而不复道者，而吾犹以为瑰宝而珍之，其为西域笑也。”[4]（P137）可见，“良”、“真”、“新”是梁启超译介西学所主观追求的最高境界，他主张运用“和文汉读法”去学习日语，意欲建造一座连通中西文化的巴贝尔塔，虽然也曾掀起过中国近代社会“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地憧憬西方文化的巨大浪潮，但由于语言文字的客观障碍和狂飙突进的译介手段，使得在这个不甚牢固的根基之上所建立起的诸多学科体系，也必将如巴贝尔塔一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全面坍塌的危险。从这一角度来看，梁启超只能算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失意英雄。以他的精神探寻为导向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否真如蔡元培和郑振铎所描述的那样，真正秉承着西方近代人文精神的思想精华？中国现代文学“狂飙突进”的三十年，又是否真的能抵得过西方文艺复兴三百年漫长历程？这一切还都是有待于学术界加以科学分析和认真考证的全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