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文学的重新提出 尽管在教育部门颁布的学科分类和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当代文学”似乎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概念。它指的是对1949年至今（时间）发生在中国（地域）的文学现象的一个总体描述。但是，在什么是“当代”的理解和阐释上，它却是一个最值得怀疑的问题。“80年代以来，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处理这一概念上，出现了分歧”，“所有这些运用，确实都带有‘权宜’的意味。”①“这里存在着‘当代文学’一头、一腰、一尾三个问题”，“它尖锐地暴露了‘当代文学’概念内涵的诸多含混。”②“‘重写文学史’的兴起和‘当代文学’的崩溃并不单纯是文学领域里的一场风暴，而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地震，是一种历史的兴起和另一种历史的没落。”③“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当代文学’历史意义作出评价”，“如何评价有三十年历史的‘当代文学’？”④ 正如评述者所表述的那样，“当代文学”的显要性质在于“寻找”，它的最终归宿，需要在“重写”中来完成。只有通过不断的“重新提出”，“当代文学”才能获取它历史活力和“真正”含义。这样的描述逻辑，就将“当代”文学始终置于不断分裂、分化当中，最为清楚地记录了80年代至今二十年间它真实的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状况。 “当代”文学的“重新提出”，其主要根源是肇起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重释”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要对“文革”及其以前的“极左错误路线”进行全面检讨，而它的根据，是对过去的“历史”作“重新解释”。这就势必导致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的内涵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当代’，在这里是一个特指的时间概念”。它包含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这两个时期。而就在对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的重新理解上，发生了将《讲话》的“本身命题”与对《讲话》的“片面发挥”人为分离的历史叙述。作者声称：“建国后文学思潮的流向、起伏，无不受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的制约”，原因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对文艺的特别关心有很大关系”。“从《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他连续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等。”这些文章和文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需要而提出，引发的是政治运动。这样，“对于《讲话》精神的阐释发挥也就不能不走向片面极端，这就是反复强调其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路线、为政治服务和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第一等观点。对于《讲话》中的其它一些重要命题，如‘我们的政治性应该与真实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现实主义’等，却被置之不顾或偶尔提及”。到后来，则“被‘四人帮’利用，用‘文艺黑线’和‘黑八论’一网打尽，这是现实主义的悲剧”。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作出重新评价”，其目的是，“反顾历史，寻根究底，正本清源”⑤。 尽管朱寨的论述含有“权益”色彩，但他以“概念分离”的方式重建“当代”文学的主张，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文学史叙述。他这种将“毛泽东同志”建国后的一些具体“文章和文件”与同一个作者建国前《讲话》“其它一些重要命题”，以及“四人帮”的极端言论相剥离，将“始终与革命的政治思潮相联系”的现实主义与“受政治形式和政治运动制约”的现实主义加以区分的文学史表述，克服了当时历史的“难度”，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不同于以前的“当代”文学。不过，这种“当代”文学的表述，虽然表面上与当时“去政治化”的文学思潮紧密匹配，反映出文学研究界的重要走向和价值追求，它仍然难被看做是所谓的“纯文学”主张。这是因为，这一文学建构的“说服力”，是通过对中国历史国情的特殊分析来达到的，更重要的是，与它“重新评价”和“正本清源”的对象一样，与现实的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并在“改革开放”政治运动的保证中，推动着这一“话语方式”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制化”地实现。⑥ 由此可见，这种“概念分离”最终实现的并不是“纯文学”的诉求，而是“当代”文学的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回归，它要缝合“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造成的“话语裂痕”，并在此基础上重述什么是他们所认为的“当代”文学。因此，它更积极的目的是，清扫过去文学中的“错误观点”，激活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内部残存的历史活力，赋予它以新的含义，而作为比“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更高阶段的文学，也在这一文学史表述中被悄然地预设。在20世纪，不光在“当代”文学的建构中，其实在其他时候也都发生过通过将概念“撕裂”来实现它的转换与重造的做法，如“五四文学”将宋代以后的“通俗小说”从古典小说系统中撕扯出去，并将它与“西方文学”一起整合成今天我们知道的“新文学”，1949年的“人民文艺”通过与“五四文学”的分离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等等，都是如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所谓“当代”文学也是可以作为“当时”文学或“当下”文学来看待的。 但朱寨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前言》中一直试图回避这方面的“嫌疑”，他告诉我们：“这里的‘当代’不是当前的意思，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当代文学’的命名，主要是为了与其前后相衔接的‘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相区别。”他确信，“不管将来人们改用什么名称，或者它包含在一个更广泛的时间概念（如‘20世纪文学’）中，我们认为它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和独立研究的意义。”⑦ 然而，无论作者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重新评价”看，还是其在这部著作中所输入的新一套的“价值系统”看，它都可称为标准的“新时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是与“当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着的那种“当下”（也即朱寨先生所说的“当前”）的文学史描述。其实，既然“历史重释”运动是要将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追求的正是“一种历史的兴起和另一种历史的没落”的宏大目标，那么，将“当代”文学的概念转换为“当下”文学也是被允许的，代表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文学合法性”。我们所知道的所有通过“叙述”而存在的“历史”，不都具有这样的品格吗？“可见‘当’的本意就是表明一种现存的实在的处于转换过程中的关系”，“汉语的‘当’也有一种过去式的用法比如‘当初’、‘当年’，不由让人对‘当’的往后延伸的生命力产生丰富的联想。”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