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40（2007）04—0114—05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所处的地域、文化、性别文化的几重边缘性，让维吾尔族女性作家拒绝了外面太多的浮躁、纷扰与喧嚣，也拒绝了内地一个时期以来非常流行的“私人化”写作。而她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认知，对世界性现代意识的融合认同，以及女性特有的思维及民族语言等方面的优势，无疑给新疆维吾尔族女性作家带来了更多独特的灵感，使她们的创作富有独特的审美特征。无论是以性别视角还是以超性别视角，她们均以一种执着的热忱和坚守的力量守望着创作的故土和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因此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造的独特的审美特征，所创造的独特的艺术天地恰恰又是“边缘”以外的女性作家们所不可替代的。她们的创作为中国女性文化的建构提供了独特的言说范例和互补的艺术空间。 一、鲜明的民族、民间、地域特色 新疆维吾尔族女作家对本民族的文学、文化、艺术有着深刻的热爱、理解和认知，她们在故乡广袤的土地上，恪守着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以其独有的视角，始终实实在在地关注现实，关注民族的兴衰发展，关注维吾尔族女性的命运遭际。她们在创作中，以其拥有的丰厚的传统民族文化艺术为素养，自觉不自觉地把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表现出来，并用现代意识重新整合建构，以此作为对民族文化的深度弘扬，由此，她们的创作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民间、地域特色。 维吾尔民族在片片绿洲上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绿洲四周则是被风沙干旱包围的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故维吾尔族女性文学也呈现出农耕文化和绿洲文化的特质。维吾尔族人倍加珍爱绿树成荫、花儿朵朵、月色溶溶的绿洲。维吾尔族历代作品，常常善于运用比喻手法，将他们最美好的情感，最喜爱的人和事与绿洲上的花草树木明月天空联系起来，使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维吾尔族女性文学继承了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使她们的作品显示出一种奇特的美。在维吾尔族女作家笔下，绿洲上的水格外清，树格外绿，天格外蓝，太阳格外红，月亮格外亮。如哈里黛·伊斯拉依里的代表作《沙漠之梦》。一开始，作者就以朴实的白描手法，向读者展示了在沙丘环绕的大漠深处绿荫覆盖的小村庄的美景，有如一副清丽的画卷，女主人公起初爱情的憧憬和甜美犹如这美丽的绿洲。 走出绿洲，那无垠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除了从整体上寓意着维吾尔民族赖以生存的生命所在和精神所在之外，在维吾尔族女性作家的笔下更多是灾难、痛苦和死亡的象征。《沙漠之梦》恰是如此。“沙漠”，在小说中是一个复杂的意象，与绿洲形成鲜明的对比。首先，它象征着男权中心话语主导的人物关系中，女性追求真爱、追求爱的权利而不得的悲剧结局。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遭遇的是爱的沙漠。无爱的心灵就像沙漠一样干涸，只有爱才是沙漠中的清泉，才使得沙漠具有灵性。同时，它还象征着女主人公鲜明脱俗、超越常规的沙漠气候般变化剧烈的性格特点。沙漠的气候经常是在两个极端中交替循环往返：酷热与严寒，干旱与急雨，沙尘暴旋风与寂静凝滞状态交替往返。在这样环境中生长的人，内心也会酝酿着激烈的极地风暴，爱起来像烈火燃烧，恨起来痛快淋漓。女主人公艾吾孜汗就是这样一位敢爱敢恨的维吾尔族女性形象。 《沙漠之梦》这一悲剧故事，不独是题材来自民间叙事诗，而且作者将富有象征和暗示的民谣放在开头：“不让花儿配花儿／偏要花儿配刺儿／不等花儿找花儿／嫁了昏聩老头儿。”一下子就让主人公的命运进入了悲剧氛围。使得这一来自民间的题材，被赋予不断延伸和创新的元素，获取了新的艺术生命力。运用双语创作的维吾尔族女作家古丽尼莎·加玛勒的作品《红玫瑰和百灵鸟的故事》也是从广为流传的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中汲取了素材和丰富营养。作品以鲜明的现代意识塑造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维吾尔族现代女性的形象，使一个民间传说的古老故事带着鲜明的时代进步的印记。 一些作品用在维吾尔族生活的绿洲和戈壁中最普通最常见的花果草木作为象征物，来表达多重意蕴。有的象征少女的美丽和脆弱，有的象征美好的爱情与幸福，有的在预兆人的命运或生活的吉凶。如热孜万古丽的《神秘的苹果》和《沙枣花》。前者借着传情并且致使怀孕的苹果，表现了维吾尔族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追求向往；后者则描述了一个沙枣树下发生的故事——女主人公在沙枣林中憧憬着梦幻般爱情，遭受欺骗梦醒之后奔跑到沙枣林想自杀，又出现了腹中的孩子在沙枣树丛中摘吃沙枣的幻影——女性人物的命运遭际与维吾尔民族的民间民俗、日常生活景象互为依存。 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各得其所。维吾尔族女作家的一些作品有意无意地渗透着这一宗教观念。《苹果的故事》为了满足维吾尔族人民群众的普遍审美需求，在附加结构里显示了活着的儿子在心灵感应中得到了母爱，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敢于同不合理的事进行抗争，使多年被迫骨肉分离的母亲顿生欣慰。《彩色旋风》中的男女主人公虽然拍马逢迎达到目的，但内心却被别人和自己的鄙夷搅扰，永不得安宁。 维吾尔民族是一个有着丰富谚语的民族。早在11世纪，马赫穆德·喀什葛尔的《突阙语大词典》里就收录了近三百条维吾尔族谚语。维吾尔族女作家的作品中常常犹如粒粒珍珠般闪现着生动形象的生活化比喻，富有鲜明的民族、民间色彩。例如，“正午时分，阳光把大地照射得如同馕坑般炎热……正是南疆农村被人们称之为‘在土里摊个薄馕也能烤熟’的季节。”“我像一个患病的小鸟，垂下了翅膀。”“阳光带着病容般的苍白。”“她犹如灌好的面肺子一样丰满洁白。”“光光的脑门和皮肉松弛得像旧套靴一样皱巴巴的脖子。”（《沙漠之梦》）这些比喻都与维吾尔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有着密切关系，又那么生动形象。一些作品中对于歌舞的描绘，和偶尔插入的木卡姆乐曲情调的感受，与人物和情节自然贴切，有种血脉相通的感觉。如：父亲取过“那柄亮光光的旧都塔尔琴又弹又唱……有时也能东拼西凑地弹上几首木卡姆，那忧悒的曲调别有韵味，他自己就会潸然泪下。儿女们就在这无穷无尽的伤感动人的歌声中长大了。”（《多雪的冬季》）其把一个贫穷多子家庭的生活鲜活呈现出来。这是因为木卡姆的文化艺术元素已经深入民间，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院落，溶化在民族血脉中了。这既是他们精神的慰藉滋养，又是生命的依托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