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7—0004—08 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使得许多年前的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预言成为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媒介文化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手机、电视、互联网诸种传媒已经成为我们须臾不能离开的伴侣。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艺术一方面以批量化的生产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又以“丰收的荒凉”态势呈现在我们眼前。与此同时，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文学艺术正在泛化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铺天盖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刺激着我们的神经；电视新闻栏目的各种节目也非常讲究叙述技巧，海湾战争期间，香港凤凰卫视的战地新闻节目就是利用说书的方式进行播报。近年来，我国内地的电视新闻节目，也十分注意叙述技巧，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道德观察”、“生活”栏目的“危机时刻”等等都概莫能外；江西卫视的“传奇故事”、“人间写真”等都以讲述的生动传神而收视率一路攀升。当然不仅仅是叙述技巧，更重要的还是取材的奇巧与刺激。至于各级晚报都市报及各级娱乐小报则更是把新闻栏目娱乐化了①。新闻节目尚且如此，那些电视剧、娱乐节目更是不言而喻。文学艺术本身以网络写作、博客写作、电脑写作汇入这股时代大潮中，共同塑造着大众传媒时代的风貌。当我观察和思考这一时代风貌的时候，“猎奇化”一词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20世纪90年代以来，猎奇化一直是我们时代文学艺术写作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实际上，猎奇化也成为我们时代普遍的精神症候，甚至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社会心理结构，渗透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认真剖析猎奇化这一现象的表现形态、运作机制以及背后的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等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猎奇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诸种表现 1.“身体写作”：性展览与“隐私秀” 曾几何时，“身体写作”成为文学中的关键词和热门话题不断被人提及。身体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实际上古已有之。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在《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一书中，就对自卢梭、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以来的文学以及马奈、高更等西方现代绘画中的身体写作进行了很有意思的分析。身体写作主要还不是对身体的一般描述，而是特指书写身体的隐秘部位及涉及性的欲望描写。我这里说到的“身体写作”，特指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写作潮流。身体写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身体写作，又叫“私人化写作”，主要指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描写自己身体，表现女性隐秘性心理的一些作品。这类作品以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为代表。实际上，陈染、林白的身体写作具有反抗男权文化的宗旨，因此，她们的私人化写作或身体写作，具有一种“解放”的性质。解放身体就意味着反抗，不仅反主流，也反男权文化。在她们看来，主流文化与男权文化正是一种共谋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文学与文化中的“宏大叙事”，因此，她们的写作就是以个人体验和经验的私密性来对抗90年代以前文化和文学创作中的“宏大叙事”。宏大叙事在利奥塔尔那里是与基础主义和普遍主义一元化文化霸权相联系的。其中包括现代理性、启蒙话语、总体化思想和历史哲学等话语范式。利奥塔尔宣称，现代话语为了使其观点合法化而“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某个大叙事”②。在利奥塔尔看来，现代性的元叙事倾向于排他，并且倾向于欲求普遍的元律令。如此一来，“宏大叙事”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某种代言的性质，因此，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就是坚持倡扬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等因素。显然，针对“宏大叙事”的私人化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利奥塔尔的影响。不过，这里所针对的“宏大叙事”更侧重于对一种“公共性群体意识”，一种代言性的“大我”乃至“非我”的叙事。这种叙事排斥多元和差异因素，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色彩。由此看来，私人化写作中的身体，正是要以“个我”的独特体验颠覆这种“大我”乃至“非我”的公共性经验，因而，具有所谓的“革命性”意义。 身体写作的第二阶段主要指卫慧、棉棉等所谓“美女作家”或“新新人类”的写作，以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为代表。“美女作家”的称谓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消费社会对“美丽”的消费需求，也说明了女性被看的命运在商品社会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陈染、林白们反抗男权文化的吁求在强大的消费时代顷刻化为泡影。“新新人类”的说法，主要是指她们的写作在题材上是全新的，“综观她们的多数作品，性是其描写的主要内容，欲望是其基本主题，酒吧是其重要意象，自虐与自恋是其最具特征的心理过程”③。这些作品标志着一种新的后殖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方式。它是圈子化的产物，而决不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它的新奇带有强烈的性展览和“隐私秀”的味道。倪可在马克的身体下，幻想着被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的法西斯所强暴，一种被占领、被虐待的快感与林白、陈染笔下的女性意识实在不沾边。这正是欲望一代的身影。由此可见，卫慧、棉棉们的身体写作基本上是一种猎奇化的产物。到了九丹的《乌鸦》则直接被称为“妓女文学”，春树的《北京娃娃》则被认为是“用身体写作，十七岁少女疯狂赶超九丹卫慧”，直到木子美的《遗情书》、“芙蓉姐姐”的S型身体，已经成为纯粹的性展览和隐私表演秀了。 实际上这种展览性事、出卖隐私的身体写作并不只是女性作家的专利，在许多男性作家身上也非常突出地存在着，我们且不说贾平凹《废都》中那欲盖弥彰的“□□□”，也不说陈忠实《白鹿原》开头那大段的对白家轩娶妻七房的大肆渲染，单就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号性有关这一事实就颇值得我们深思。陈晓明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道：“现在，苦难动机已经遗忘了，爱欲变成叙事的中心。作为苦难根源的爱欲其实是充满快乐的，苦难的本质已经失踪了，不幸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寻欢作乐的气息。”④ 这种寻欢作乐的气息就是一种猎奇。我不是道德家，也不反对文学作品写身体和性，但这种身体与性应该是作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不可或缺的肌质，否则，它就成为一种招徕和吸引读者眼球的招贴，它的别有用心的企图昭然若揭。而实际上，当隐私失去了历史的参与，它必然成为浅薄的公共性。浅薄的公共性历来都是艺术的敌人⑤。 2.“大话”与“戏说”：“无厘头”与搞笑秀 “大话”与“戏说”无疑是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中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前者以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为代表，后者则见于《戏说乾隆》、《戏说慈禧》、《铁齿铜牙纪晓岚》、《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有关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小说中。这两类作品基本都以拼贴、并置、戏仿等后现代手法来结构作品，使作品始终处在娱乐化、猎奇化的状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