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始于一九五○年代。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美国以至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后，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从最初从属于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边缘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立定位的专业学科。早在一九七○年代中期，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研究在西方的新发展、趋向与前景》① 一文中就已指出，由于以中国文学作为研究专长的学者日愈增加，使中国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附属于传统汉学。戈茨（Michael Gotz）一九七六年的研究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也指出：“在过去二十年左右，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严肃认真的研究已大大地发展起来，可以名副其实到了称为‘学科’（field）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不再是附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它已经从语言、历史、考古、文学研究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中脱离，自成一门独立的学科。”② 从一九七○年代到现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研究范式，无论是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还是研究成果的丰富与复杂，都与一九七○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③（一九六八）及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一九七三）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以作家为重点的专论，论及鲁迅、巴金、钱钟书、戴望舒、丁玲、老舍、茅盾、卞之琳、沈从文、萧红、周作人等现代文学名家，还出现了一批对不同文类、文学现象与文学运动的研究，考察的时限也从五四推进到晚清。进入一九九○年代，随着大批青年学者的涌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呈现出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在大陆读完大学，而后留学美国的年轻学者，先受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浸淫，再接受系统的西方理论训练，构成了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其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亦有了新的角度和新的发现，比如张旭东、王斑、唐小兵、陈小眉、陈建华、张英进、史书美、刘康、刘剑梅等④，都可视为其中的代表。 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为大陆学界所关注。面对“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个研究客体，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往往采取迥然不同的理论立场与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两者之间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与互补。海外学者跳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语境，从一个异质的西方文学语境来反观中国现代文学，其解读与阐释，也就与大陆学者不尽相同。因此，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尽管评价褒贬不一，但一直颇受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一九八○年代以来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路向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对沈从文、张爱玲的重新评价，还是“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重写文学史”，还是“晚清与被压抑的现代性”等学界热点，都与海外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毕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拓展了思想的空间、推进了理论的纵深，值得认真借镜。 一九八○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注不断加强，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 一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陆续在大陆翻译出版，除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⑤，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⑥、《铁屋中的呐喊》⑦、《上海摩登》⑧，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⑨、《被压抑的现代性》⑩、《现代中国小说十讲》(11) 等著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著作纷纷出版，比如安敏成的《现实主义的限制》(12)，金介甫的《沈从文的奥德赛》(13)，刘禾的《跨语际实践》(14)，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15)等等；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海外华人学者论丛”三种；我们与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公司合作，即将推出一套十五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这套译丛从地域上讲，兼顾欧美（美国学者中包括了李欧梵、奚密、周蕾、林培瑞、王斑、陈小眉等人）；从作者来讲，兼顾老中青三代学者，又以青年学者为主；从选题来讲，兼顾纯粹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理论研究以及文学与电影研究。以此体现海外所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包容性与研究趋向，试图整体性地呈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我们直接了解与评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功过得失，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二是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被纳入“海外汉学研究”，开始了研究之研究，发表了一批相关的评论和对话。比如饶芃子等人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了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批评，李凤亮发表了《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6) 以及关于李欧梵研究的系列论文，刘锋杰发表了《创立张学的阐释模式——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17)，程光炜、孟远发表了对话《海外学者冲击波》(18)，吴晓东、冯金红等人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想象中国的方法》的评论(19)，《当代作家评论》专辟“海外汉学研究”栏目，陆续发表了一批海外学者的专辑。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比如郑闯琦《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20)，清峻的《昧于历史与过度诠释——近十年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倾向》(21)，王彬彬的《胡搅蛮缠的比较》(22)，郜元宝的《“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23)，栾梅健的《“海外汉学”与学术自主创新》(24) 等等。无论是褒是贬，相比起美国颇为庞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内对它们的关注与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一是大量的研究成果尚未译介，仅我收集到的专著或论文集就有一百多种，而得到译介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对海外（包括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介绍，始终处于零星的状态，一直没有系统地展开。二是尚未见到对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整体研究的专著，对它们的发展脉络、基本特点、总体成就与不足等，还缺少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而这些对于拓展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然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