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秋某日，当王仰晨同志在他的办公室里找我谈话，要我接替周振甫先生担任《古籍序跋集》的责编时，绝对是在“赶鸭子上架”，因为我既不是专攻古代文学，也不是专攻文献学的。只得采用笨办法：第一步，寻找手稿，核校有关篇目正文（限于客观条件，这步工作当时做得不够细）；第二步，逐条核对“红皮本”原注涉及的文献和相关资料，为审改注文掌握依据；第三步，逐项查核全书正文涉及的书名、引文、人名、地名、事件等及与之相关的资料（常需大海捞针）；第四步，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审改红皮本原注，选立未注条目并补写注文。这是一个自学过程，收获不小，却也留下一些遗憾。 这次又叫我兼做《译文序跋集》的修订工作，同样是在“赶鸭子”，因为我也不是专攻外国文学的；虽然学过一点俄语、法语，却早就奉还给老师了。依旧采取老办法，但主、客观条件已和当年大不相同，资料的查阅范围较窄，工作也做得不如那时细密。 “架”是趔趔趄趄地“上”去了，“鸭子”总归不能变成鸡或孔雀——“出身”所带来的局限性是无法消除的。这就决定了在这个2005年版里，仍会存在因我而造成的不足之处。下面集录的修订札记中，也难免存在同样的局限性。 这些札记，写的或是非交代不可的内容，或是修订过程中自己费力较多、思索较多而又往往尚未完全解决或想通的一些问题，兼及新发现的2005年版一、二印次注文中的几处明显疏误。其他内容，有的已经写过（例如《〈中国小说史略〉注疏补正》① 里，就已包含一些关于《〈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的资料），有的过于琐碎，全都从略。 校勘工作的特殊性 《古籍序跋集》所收篇目，有一些是据手稿编入的，还有一些是虽曾发表，但印行于鲁迅逝世之后的。校勘这些篇章正文的底本，当然应是手稿。但是，手稿难免会有一些讹误；《〈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虽在鲁迅生前就已附印于《唐宋传奇集》里了，手稿和印刷本的讹误却又最多。所以，《古籍序跋集》的校勘工作除遵行编委会颁布的相应规则之外，还需制定一些特殊规则；下列规则基本都是注释1981年版时业已确立的，这次又经过定稿会议的讨论，并且得到认可： （一）《〈嵇康集〉跋》、《〈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三篇，1981年版标题皆与手稿不同，修订时保持该版原题，其根据均见《〈嵇康集〉序》手稿。 （二）繁体字原则上均改为简体，但对个别体现鲁迅当时习惯或改动之后可能导致误解的繁体字，则酌情保留（前者如《会稽郡故书襍集》的“襍”字；后者如《〈嵇康集〉逸文考》中“託心”之“託”字和“記以”之“記”字，见05版52页1行）。 （三）手稿里的个别笔误和标点符号使用错误，均直接在本版正文中予以改正，不加校注（前者如《〈嵇康集〉序》中的“弥失其旧”，手稿原作“弥失甚旧”，见05版64页9行；后者如“余谓绿珠”，手稿原作“余谓《绿珠》”，见05版147页18行）。疑是衍文者一般保留，另加校注说明之（如《〈范子计然〉序》中的“计以”之“计”，见05版30页2行）。正文中的引语常有缩略，或者实为引述语（《汉文学史纲要》中也有这种情况），此类文字均不标加引号。关于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在尊重手稿、底本原貌的前提下遵行国家标准。应该指出，现行国家标准是存在不够严密之处的，例如：旧规矩有人名线和地名线，对于阅读理解很有利；现在取消了，容易出问题。05年版第一、二次印本127页12、13行的“或乌有。无是类，不可知。”前一个句号不知是怎么加上去的。旧版均作：“或乌有 无是类，不可知。”读起来就不会出这样的笑话了。又如第103页第7行：“父诫令作《秋河赋》”，其中的“诫”是人名；若用人名线，也就不必在注文里特别说明了。 （四）手稿和旧时版本正文中存在的一般性资料疏误，例如征引古籍书名、卷次的错讹以及引语中的细微差异、脱失，亦均在本版正文里直接予以校补（1938年版已作如此处理，但是直至1981年版，仍然不乏遗漏之处）。凡此亦不另加校注。 （五）正文引用文献资料疑有笔误者，专列校注或在相应注文中用按语方式加以说明（如05版32页注[2]，7页注[4]）。 （六）修订中查核相应文献内文，发现与正文所引出入较多者，亦用校注或在相应注文中加以说明，并且注明所据版本（如05版60页注[3]）。 （七）正文引述文献内文，经查核发现出入甚大者，在相应注文中引录查得之原文，以资比勘（如05版115页注[10]）。 我的工作程序是先修订注释，后校勘正文。不料前项工作基本结束时眼睛开刀，《译文序跋集》的正文校勘只得转请王锡荣兄代劳。《古籍序跋集》正文幸有赵英同志与手稿做过认真比勘，并于生前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校读记》，使我获得捷径。我与她素未谋面，不胜感激怀念之至！ 尽管在正文校勘方面比81年版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这个本子仍难视为“定本”；而且我以为《鲁迅全集》是不可能出现“定本”的，因为“定”的标准太难统一。不如出版一本“鲁迅著作重要版本比勘录”，将手稿、初版（初刊）本（篇）、其他重要版本（鲁迅生前正式出版者）与几种《全集》逐篇加以比勘，细致纪录异同，以供学术界、出版界参考。这项工作非鲁迅博物馆不能胜任，因为其他单位、个人都不可能直接掌握如许书刊原本。当然，眼下做这种事，除了“人”的因素之外，必须解决“钱”的问题，否则全是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