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位桂冠诗人R·P·沃伦有一首名诗《世事沧桑话鸣鸟》，诗中写道：“多少年过去……我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而是鸟鸣时那种宁静。”沃伦怀念多年前的“鸟鸣”，而我们读到的邵燕祥这首近作《火车叫》怀念的则是儿时的“火车叫”。 人是容易“念旧”的，过去的事物在回忆的湖面的影子总让人充满回味和想象。“念旧”大多需要一个触媒，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触媒是一种气味，即玛德琳糕点的气味，而邵燕祥怀念过往岁月的触媒则是一种声音——火车的叫声。在这首诗里，诗人怀念的是过去的蒸汽机头发出的“火车叫”，而对现在“轻快的提高了八度音的”汽笛，诗人并不以为然，就像我们共有的一个体验：回忆中儿时非常美味的食物，如今再去吃却往往物是“味”非，索然无味。当然，这只是这首诗的显在意思。 在《世事沧桑话鸣鸟》中，沃伦把抽象的大自然具体为“鸟鸣”，智慧而准确地传达了对宁静的大自然以及与其对等同构的心灵深处的静谧澄明之境的留恋和渴慕。邵燕祥这首《火车叫》，虽不长，却包含了诗人复杂的感情和体验：有对当年壮怀激烈的豪情的缅怀和向往，有业已结痂的疼痛，有作为一个守望者的落寞和微微的自嘲，也有历经峥嵘岁月后的清醒，同时还有对思想独立性的省悟和坚持。 这首诗的核心意象是“火车”。诗中写道：“把我从梦中唤醒的／儿时的火车头／曾经满腔悲愤地叫着／多么粗犷 多么深沉／震撼着大地 和／大地上每一道窗棂”。由此可以看出，“火车”是具有“从梦中唤醒”（启蒙）功能，是具有情感（“满腔悲愤”）的，而不是冰冷的，不近人情的。诗人发出“多么粗犷，多么深沉”的由衷赞叹，可见“儿时的火车”是诗人所敬仰的。而第一节的结尾，从“大地”这样的远景镜头直接推到“一道窗棂”这样的大特写，既写出了“火车叫”深远的影响力，同时，这样的视觉落差又似乎预示了不祥、不安的突然降临。 由第一节末的“窗棂”衔接到第二节的“梦”，由窗外到窗内，过渡自然，然而这里的“梦”却是“撕成碎片”的。“梦”，在我们通常的语义中往往是具有理想色彩、给人以安慰的，故有“梦想”之谓。梦的破碎，“随着一列列火车远去／伴着每一声火车叫”，由此可见，“火车”又具有破坏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的动词是“撕”而不是“打”。“打破”具有一次性，而“撕碎”则具有多次性、反复性，恰与诗中的“一列列”、“每一声”相契合。至此，联系诗人的生平、经历，我们不难推断“火车”的隐喻，即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一次次的“革命”（或“运动”）。在《找灵魂》一书的“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中，诗人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导内容和主流精神就是革命。从我来说，以一九五七年为界，前半是主动参与，后半是被动参与；也就是从革命到被革命吧。”这段自我叙述可以作为这两节诗很好的注脚。诗人将火车与毛泽东、与革命联系起来，构成一种隐喻关系，这也是诗人经历和体验的凝结，与当时的历史语境相关。我们知道，在“革命年代”，火车的机车前面经常挂有领袖像，而一些“革命组织”也不乏以“火车头”命名的。而且，火车的一些特征也与革命的某些特性相契合，比如，火车的强力与“打碎旧世界”的暴力特征，火车的速度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节诗仅三行，是五节诗中最短的，然而却对应了诗人的梦被“撕碎”的漫长过程（诗人从“被革命”到“复出”历经二十余年）！因此，这种举重若轻的“克制陈述”与这三行诗所蕴含的沉重而复杂的内容构成了一种审美的张力。 如今，历尽劫波，岁月消磨，诗人已成为一个“破落的小站”，却依然“鹄守水泥剥落的站台”。这里既写出了诗人作为一种守望者的落寞，同时写出了诗人对信仰（“童年的梦”）的某种坚持。“我只是听着火车叫／却不登上无论哪一节客车”，这里，运载着许多人的“客车”可以视为某种大规模的集体“运动”的隐喻，一旦登上这列喧闹的“客车”，就会被滚滚的车轮裹挟而去，就有丧失自主性的危险，只能听凭“客车”把你运到指定的目的地。因此，这体现出诗人历经沧桑后的一种省悟和清醒。 “不登上”是诗人自主的行为，体现了诗人的主体精神，完全不同于“登不上”的被弃感。同时，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作是一向敬仰鲁迅的诗人对鲁迅的怀疑精神的承继和发扬。另外， “火车”无疑是与“远方”相联系的。我们似乎可以说，邵燕祥是有着“远方情结”的诗人，他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过《到远方去》，在“复出”之初写过《在远方》，而在诗人的近作中也有两首“远方诗”——《远处》和《从远方归来》。前两首诗充满了激情和对理想的确信，而近来的两首诗则可以看出诗人对“远方”的疑虑。“‘宁可让罪犯逃脱惩罚／也不可屈枉一人’／这古罗马的法典／是否当真／还是跟所有羊皮书上的历史／一样恍惚如烟云／罗马的假日结束了／下一站去哪里？” （《远处》）罗马作为古老文明的发源地，自然是一种“理想的远方”，然而诗人到了那里，发现却是历史的谎言。“下一站去哪里？”在这个看似轻描淡写的句子里却包含着诗人深刻的怀疑：到底哪里才有“理想的远方”呢？而在《从远方归来》中，诗人甚至说“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就不用去了”，此语恰与《火车叫》一诗中的“我视来日如往日／那里有我熟悉的一切”形成一种互文关系，诗人的沧桑阅历使他获得足够的经验和教训来洞悉世事变迁，因此他有了一种《圣经》所云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领悟——这并不是说诗人已经麻木了，而是诗人放弃了“明天更美好”的简单的线性历史观。由此，我们也可联系到鲁迅对“黄金世界”的弃绝。 就题材而论，邵燕祥这首近作还是对历史的反思，然而，我们明显会感觉到，它已完全不同于“复出”后的那些“广场诗歌”，那些诗歌具有尖锐的论辩色彩和愤激而炽热的情绪基调。这就是王光明论及邵燕祥时所说的“视角的调整变化”：“大致说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数诗中的说话者，往往是直接面向时代的，而九十年代以来，则更注意感受人在时代的命运，以个人记忆、感受与想像同时代对话。” （《中国诗歌年选2002—2003》序言）这首诗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很好地保持了诗思与诗艺的平衡。它不涉理路，将抽象而复杂的情绪和体验凝聚于一个具体可感的意象“火车”，而诗行中反复出现的“火车叫”，又形成了这首诗的内在节奏。值得一提的还有结尾一句话的切分，修饰“叫声”的有五个“的”字，且单独成行，这就形成了奇特的阅读效果：我们仿佛看到诗人陷入了回忆、留恋的情境之中，同时，又使全诗在仿佛是车轮渐行渐远的节奏声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