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7）07—01115—06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再次以王家庄为背景，为我们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乡村中国的生活画卷。故事虽然发生在王家庄，不过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王连方和玉米一家，而是端方和一群年轻人。小说摹写了乡村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他们的梦想与幻灭、奋斗与挣扎，在既广阔又逼仄的乡村中国的生活舞台上，成功地展现了这片蒙昧与淳朴共生的古老土地上的爱情和人性。阅读这部长篇，我们首先会为其细密的权力叙事而震撼，权力是怎样被建造，怎样被解构，怎样伤害他人，怎样扭曲自身……我们还会被其中五色杂呈的性爱描写所迷惑，从而深刻地认识到，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人们原始狂野的性力因为得不到正常的发泄渠道是如何冲撞和毁坏着人性的门墙，从那一曲曲性爱悲歌之中体会到灵魂颤栗般的“疼痛”。同时，我们还会在它冷峻俏泼的小说语言中，感受到反讽的魅力和狡黠的智慧，小说大量的历史语境的戏仿和创造，使得作品在把捉70年代的历史总体性的同时，也拓展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语言向度。 一 和《玉米》一样，小说《平原》关于权力的叙事是最为生动具体、也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围绕着权力的获得、权力的展开和权力的释放，毕飞宇不断探讨着有关伤害的“疼痛”主题。应当说，与《玉米》相比，《平原》对于权力的叙述更具有了层次感和多元视野，也更自觉、更深刻地与历史、政治、文化、伦理、性别等因素交融为一。毫无疑问，毕飞宇在苏北平原构建的王家庄，将和阎连科的具有商落地域色彩的“笆篓世界”一样，因为成功地解析了历史语境下的微观权力网和权力生态，从而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一个独特的文学景观。 《平原》中的权力叙事，随着端方的成长史，实质上给我们展现了生存哲学和斗争哲学的全部奥义。在毕飞宇的叙事历险中，我总感觉存在着两个端方：一个可敬，一个可畏。一个是撑门立户、处变不惊的铁血男儿；一个是工于心计、深谙斗争哲学的铁腕人物。端方虽不是《平原》中最有权力的人，但无疑却是最有权谋的人物形象。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端方的形象站立起来了，但他也逐渐变异为一个施虐狂，一个既有可怕的破坏力量，又极度自卑和软弱的复杂形象。 如果对应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我们可以将端方的权力斗争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生存权力争夺史、爱情权力争夺史和发展权力争夺史，与此相应，我们分别看到了可敬的端方、复杂的端方和可怕的端方。在生存权力场域中争斗的端方是可爱和可敬的，围绕着家庭日常生活而展开的细密的权力叙事，把一个时常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在我们周围的端方生动地勾画出来。其实，《平原》的权力叙事，从端方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就已开始。端方用自己的一身蛮力气，想要证明自己在乡村中的存在和地位，但不熟农事的他却吃尽了苦头。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回乡青年，他开始为自己与土地无法脱离的关系而沮丧，诗意般的农村生活并没有给端方带来诗意的享受，而是沉重的压抑和生存的焦虑。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心理和文化背景下为我们展开了乡村生活的风俗画卷，但这幅画卷里没有和谐，却充满着对立和冲突，充满着苦涩和艰辛，充满着权谋和争斗。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主题，是很多乡土中国小说挥之不去的主题情结，小说家们会在此设置冲突，强化矛盾，会寄托他们对于乡村文明衰落的哀叹和对于城市文明吞噬自然和谐的愤怒。然而，毕飞宇另辟蹊径，他并没有急着去强化这种冲突以获得情节的飞速发展和主题的单性呈现，因为他要遵循人物的命运逻辑，他要看看端方在这样的命运之中，是怎样以他自己的方式来为生存权力挣扎和抗争，因为端方自有端方的办法。端方的办法是什么？那就是从羊变成狼，在素朴和自然的乡村生活中，这是潜在的惟一生存法则。你永远不要忽视乡村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可能其后都关联着一个家族的利益，在这个微观权力结构中，家庭往往是最为基本的一个权力单位，经由家庭，端方和整个乡村社群发生权力关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小说为什么着重会在家庭这个层面展开端方对于生存权力的争夺，与继父的冲突、处理大棒子之死、处理网子被打的事件……从个人生存到家庭生存，凡此种种，都是端方对权力的抓取、表达和代言。因为紧紧围绕着农村家庭日常生活冲突展开叙写，《平原》对于端方的权力叙事才显得如此细密真实，而在这些琐屑的日常故事中，端方的沉着镇静、坚韧顽强；端方的处变不惊、心计之深；端方的恩威并施、心狠手辣……一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残酷的生存环境馈赠给他的品格，所以，当其继父王存粮不知不觉将家庭权威让渡到端方手中，当小说借王存粮之口说出“养儿如羊，不如养儿如狼”感喟时，我们完全领略到了作者此时关于端方的权力叙述，是表达着对端方为生存而战斗的赞赏和敬佩之情。 对于权力的反思和批判的蕴涵，则更多表现在小说的中部和后半部分。围绕着端方和三丫的爱的权力的争取和维护，端方的性格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他告三丫母亲孔素贞搞迷信活动，他威胁前来媒娶三丫的鞋匠房成富，在这些违反人情事理和诚厚心性的极端行为中，人性中的阴损和狠毒虽然借着爱的名义，但也足使我们不寒而栗。更具有戏剧性的是在抢救三丫的过程中，为了掩人耳目，端方要把假死当成真死来抢救，然而，假死和真死，最终却有了戏剧性的对转。这一充满矛盾、误解和冲突的情节使得端方的智谋、机巧和可怕的成熟得以生动地呈现。特别是当他明白了三丫的哥哥红旗误拿了汽水瓶是三丫真正的死因时，端方在极度悲痛中，仍然显示了其过人的自制能力，他把两个致命的吊瓶敲碎了丢在河里，从此，三丫的死就成了只有他和赤脚医生兴隆两个人知道的秘密。面对这段关于爱的权力的争斗史，我们很难作出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因为那是事实，那是伤痛本身，那也是偶然的命运。在以往的权力的争夺中，端方已经养成了极为敏锐的自我保护和衡度轻重的本能，所以面对三丫的死亡，端方选择了无声的哀痛，选择了敲碎真实，但这是怎样复杂的哀痛和“敲碎”，因为端方敲碎的不只是爱的幻影，他敲碎了人性的本真，敲碎了善和恶的界限，留下的是一地残酷的现实碎片。在这近乎张爱玲式的“惘惘的威胁”和“苍凉的悲哀”中，我们感受到了毕飞宇对生存哲学的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