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苏童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在20年前肯定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今天再说这样的话，可能就像在诉说一个古旧的童话。不过，中国人总是喜新厌旧，顽强的健忘症也容易使人们对曾经有过的经验变得淡漠。今天，苏童似乎稍逊风骚，那是与他自己相比。文坛正是有一批一批人前赴后继，与其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如说风水轮流转。中国当代文学正是以这种简单古老的形式来结构它的历史。2006年，苏童出版了《碧奴》，虽然不是什么力作，苏童还是以它独特的语言方式在展开一种叙述，但人们的反应则显得勉强而有限，这也说明风水无情。 80年代后期，苏童写下《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之家》，无疑是当代小说中最精彩的篇章。尤其是《罂粟之家》，可以推为百年来中国中篇小说首屈一指的作品之一。这篇小说把关于家乡的记忆写得如此凄楚，它真切地抓住了中国历史中的重要环节——土地革命，写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之间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国现代史的残酷转型获得了如此鲜明而又神秘的解释，历史的必然性与宿命、历史的颓败感与革命的前进性交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而又有所领悟。那种暴力、欲望、穿行过艳丽的自然奇观，反倒散发出一种华糜的气息，那种清峻舒畅的叙述，引领着故事走向凄绝的终局……毫无疑问，这篇小说包含了异常丰富的小说元素，思想与情感、语言与叙述结合得如此恰当自然，一篇小说能给予这么多的东西而又始终保持纯净的面目，这样的手笔就非同一般了，这就是天成之作了。在这个意义上，苏童实在称得上是天生的小说家。 要解析这篇小说当然有很多角度和方法，在这里，我以为把“欲望”植入历史，并且用“欲望”的末世学去颠覆历史的辩证法是这篇小说最为独特之处，也正是因为对欲望与历史关系所作的如此大胆的揭示，《罂粟之家》给出了它对历史与文学的最有力的表达。 这样的欲望是末世颓废的欲望，它不再只是单纯的身体性欲的满足，它是在历史中的纵欲，在历史中的性乱，它是历史的颓败。 一、乡土中国的最后书写：生殖与历史颓败 “欲望”这个词并没有特定的贬义或褒义的定义。在汉语中，欲的原初意义不过是“想要”的意思。《商君书·更法》：“今吾欲变法以治。”另一意义是指愿望：《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有“上下同欲者胜。”在汉以后魏晋就有“情欲”和“贪欲”的意思。刘伶《酒德颂》：“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在古汉语中这个意义又写作“慾”。但在现代汉语中，“欲望”这一词具有了比较明显的贬义，它主要用于指称人们超出规则界线的不正当的过分的愿望，那就是要获取过度利益的“占有欲”，也就是“野心”了。但欲望在现代汉语中更经常的是指人的身体欲望，也就是情欲或性欲。 本文所说的“欲望”主要是两点，亦即“占有欲”和“情欲”，特别是后者。欲望的根本在于情欲，占有欲最突出体现在情欲上，也因为情欲不能满足或者满足（而永不厌足）转而占有其他的物质和利益。归根结蒂都与情欲有关。情欲是如此深地植根于人的精神和心理中，以至于它总是与人的理性进行博弈，它决定了人和人类到底是由什么驱动其行动。 但是欲望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只要人类身处历史中，人类的每一成员都被社会化因而也被历史化，它必然要打上社会集团、阶级和阶层的特征。人不能根本超越历史，因而对人的欲望的书写总是历史地被建构的，总是在其欲望的裂缝中看到历史在起作用。反过来，历史的某种状况，或者某种断裂和终结，也可以看到人类的欲望在其中推动或者挣扎。 其实不用进行历史理性的思辨，一个人的欲望可以是勃勃生机的，也可以是颓靡不振的。可以是有建构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和颓废的。 福柯对欲望的探究无疑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独到的，他的《性史》一书是他的系谱学研究最出色的成就。福柯探究的欲望被他更严格规定为“爱欲”或“性欲”，他用了一个词“aphrodisia”，这个词来自古希腊，即是爱神“阿芙洛蒂忒”的名字，以爱神之名表征的却是纯粹情欲（性欲）。① 情欲活动当然是自然的，正是通过这种活动，人类作为生灵才得繁衍，作为一个整体的物种才得以免于灭绝。但是情欲显然有超出自然规定限定的快感，这种快感出自人的本能，其力量强大无比，它足以给人及人类身处其中的历史造成强烈的影响，甚至重新组织建构这种历史。福柯写道：“正是快感的这种自然强度，与它施加给欲望的魅力一道，才使性活动超出自然所规定的限度，因此，大自然就使aphrodisia的快感成了一种低级、从属而有条件的快感。也正因为这种强度，才致使人们推翻僧侣集团，把欲望以及欲望的满足放在首位，并给欲望以战胜心灵的绝对权。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人们超出对需要的满足，即使在身体恢复后还在寻求快感。性欲‘滞留’着的潜力导致反叛及暴乱；而性欲那‘放肆’的潜力则导致放肆和过度。大自然给人类注入了这种必需而又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随时都可能射中为其所设的目标。”② 很显然，福柯是在历史中来看欲望、情欲或性欲的。 文学作品当然首先是书写个人的生活史，给出个人的存在状况。而欲望，特别是内心隐秘的欲望则是个人的绝对的生活，个人绝对拥有的自我的生活。因而，从本质上来说，不书写人的内心欲望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是极其不全面，当然也不可能深入揭示人性。然而，在历史化的叙事中，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中，个人的内心欲望只是文学叙事中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在中国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中，甚至排斥和贬抑对人的内心欲望进行书写。我们今天看来，尽管它有极为片面偏狭之处，但也不能说那就不是文学，甚至有些作品也有其独特的文学意义。归根结蒂，细加分析这类作品，人的欲望不过采取了其他的表达方式，例如政治欲望的转化形式，或者暴力的转化形式。当然，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传统中，民族国家寓言式的叙事占据主导地位，欲望也依然是在历史中的欲望，个人欲望也必然投射出历史的意义，历史意义终究要压抑和夺取个人欲望的意义。这一点正如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寓言形式：“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的和利比多的文本，总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大众文化受到冲击的寓言。”而且，这种寓言亦非潜意识里的、“必须通过诠释机制来译码”的深层结构式的存在。因为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是“有意识的与公开的”。因此，杰姆逊告诫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做人类学所称的独立的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