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7）03—0069—04 汪曾祺给自己的创作下的结论是：我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1](P49) 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散文）发端于晚明小品，这见解颇有道理。中国现代文学中，尤其京派的散文小说，确有不少晚明小品的印记，但影响多体现在文体层面上。而对汪曾祺创作影响更大的是晚明小品文的精神内涵，他认为：“‘晚明小品’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反映了明季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其次才是在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现在说‘晚明小品’，多着重在其文体，其实它的内涵要更深更广得多。”[2](P338) 按照伽达默尔的理论，传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具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向度。汪曾祺始终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他对文学的“传统主义”的认识受卞之琳的影响，主张只有以新的眼光来看旧东西，才会真正的了解、才会使旧的还能是活的。晚明性灵派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暗合。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 一 汪曾祺的小品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一翼——性灵派文学在当代的复归和延伸的成功标志。作为对这种传统的回归，汪曾祺并非第一人。周作人、林语堂就十分推崇晚明小品，多次强调对性灵文学精神的继承。1932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五四”散文小品与明代“公安”、“竟陵”派文人的笔记小品相比拟，得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的结论。其实，周氏这番见解酝酿已久，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早在1926年他为张岱所著的《陶庵梦忆》一书所作的序中，他就表达过这样的意见：“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3](P378) 在一封1926年2月写给俞平伯的信中，他将这种传统又上溯至苏东坡与黄庭坚，并且加上了“小品”之名。周作人的追宗晚明，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其理论背景的，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晚明“近代性”的认识。林语堂支持周氏观点，他也标榜晚明文学之近代性，认为与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文学相一致。 “五四”与晚明的关系也是20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这场论争的焦点是承认不承认“五四”新文化已部分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场论争，客观上使现代文学研究者回到传统，从传统中发掘新文学的渊源。陈伯海先生对晚明以迄现代的文学思潮进行了总的梳理，认为晚明人文精神包含个性思潮和实学思潮，二者互相结合，确立了新文学的人本核心。二者之间的变化，又引起了文体风貌的变化，那便是雅俗对流的新局面的出现。由这种对流所产生的文学样式，包括俗化的文体如公安体等和文人化的戏曲小说如《牡丹亭》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雅文学和俗文学，而逐步具备了向新文学过渡的素质，再同“西化”促成的中西对流相结合，便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风貌。[4](P32) 朱德发先生也认为应该从明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来探讨中国新文学的胚胎，把明代文学视为以“五四”为界碑的现代文学的国内源头。作者认为“童心说”、“性灵说”都是以人为思考中心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发现”有着内在的脉络，表现出的人文主义情思，反映了新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获得解放的时代心声。[5](P86—88) 可见，在20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晚明文学与隆汉盛唐文学相比，不算是伟大的文学时代，不过，如果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大放异彩的。[6](P102) 二 晚明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的流行推动了个性思潮的发展。晚明个性思潮包蕴的文化内涵主要有：第一，肯定情欲的合理性；第二，褒扬人的才智和创造力；第三，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重情欲、尚才智、求自由，集中到一点，就是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晚明个性思潮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晚明个性思潮的发展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是小品文的空前繁盛。谈晚明小品，首先要明确“小品”的概念。“小品”一词本为六朝时称谓佛经略本的用语，最早见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及南朝梁刘孝标注语。在佛经以外使用“小品”一词，则集中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晚明小品是结合了多种文学体裁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新文体，以综合各种文体的方式实现了突破。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对笔记的融合。笔记是晚明小品的主体，大体可以分为四类：随笔、日记、清言、小说，内容驳杂，无所不有。[7](P66—67) 笔记是一种纯粹个人化文体，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对主体表述的重视。笔记不再担负起经世治国的重任，而是个人的独白和自娱，这历来是笔记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晚明被发挥到了极致。公安派的性灵说是联结阳明心学与小品精神的纽带。小品文正是沐浴俗流、抒发性灵的产物。王阳明心学的哲学理论、性灵派的文学主张蕴涵了其精神，士林文化、市井文化与老庄、禅悦思想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晚明小品的文化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