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4—0102—05 按照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具有将个体“询唤”成主体的神奇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主体都同时扮演着被召唤者和召唤者的角色，他／她既是意识形态的接受者又是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她成为主体的任务就是召唤下一个同伴成为主体。”[1] 换言之，意识形态招募对其臣服的个体成为实践该意识形态的主体，以确保该意识形态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 在我看来，丁玲由具有浓厚“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气质的作家被培养、锻造成“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时代女儿”，固然与其个人主观上积极接受左翼意识形态“询唤”密不可分，也应看到：丁玲左翼意识形态主体化的过程（即创作与社会角色的表面上“成功”转型）同时亦是组织精心策划之下被塑造、被生产的过程[2]，而其中关键的一步就在于1931年她被左联指定为机关刊物主编。左联选择丁玲主编《北斗》，隐含着多种因素的参与，是各个因素协同的结果：既有丁玲个人主观积极“左转”，左联自身“破壁”斗争策略的调整，也隐藏着一整套左联作家被生产模式，包括左联作为团体的政治文化需要，权威者的引导推荐作用，现代媒体在传播中的巨大的影响力，以及读者心理需求的特性等等。本文具体分析左联打造丁玲为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宣传策略，试图探讨其“造星工程”从选材到宣传推广一整套潜在的生产运作机制。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描述文人行止、品评文人风度的文化传统，最著名的是魏晋时期的《世说新语》。在现代传媒文化中，文人作家不仅是大众文化消费产品的生产者，同时他们自身也成为大众文化读物被消费、被阅读、被窥视。 20年代，处于革命文学论争风暴中心的上海作为中国最早进入现代阶段的城市，汇聚了当时中国最成熟的市民阶层、众多高校学生以及当时中国最集中的产业工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中，文学的政治性并未绝对排斥文学的商业性。事实上，从“新兴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到“左翼文学”，政治色彩都很鲜明，但它们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风行一时，却或多或少得益于文学生产方式的商业化、受众阅读的市俗化倾向。例如不少新文化期刊中的“文坛消息”主要介绍外国文学理论与作家创作动向，而1928年革命文学之间文人的相互谩骂攻讦，对作家生活人格的漫画式的处理笔调吸引了一般市民的注意，这虽然大大扩充了“革命”“阶级”“普罗”等新名词新语汇的社会影响，但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它使传媒意识到文人作家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所潜藏的巨大的娱乐价值，于是现代作家之生活行止被工业化生产的现代传媒不断夸张、歪曲、变形，进而沦为大众市民文化恶俗化消费的对象。沈从文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厌恶痛恨就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商业社会对作家人格厚颜无耻的侮辱践踏：“上海的小报最先是把妓女当作戏弄的中心，再就是把唱戏的名角当一个中心，大概二十七、二十八大革命以后，就把作家当作开心的对象……小报就是地方上的低级趣味的小报纸，专门把赏、作家他们的私生活开玩笑，造造谣。”[3] 到了30年代，文人作家被娱乐化的风气愈演愈烈，有关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刊物、书店、出版社动向的消息成为大众传媒招徕受众眼球不可或缺的内容。笔者曾随意抽取1931年9月3日《申报》，第一版广告栏刊载了《文艺杂志》（柳亚子主编）第二期、《中国新书月报》一卷八号（华通书局发行）、《新时代月刊》（新时代书局曾今可主编）第二期目录广告，这三种期刊皆开设了“文坛消息”、“出版界消息”、“书报评论”栏目。再如《读者与出版》杂志第2、3号（1933年5月出版），既有《出版界往何处去》这样痛陈中国出版界之弊病的社会评论。又照行时俗之道，“出版与作家”栏目刊载《作家与爱人》、《几个女作家》等文，前者大谈郭沫若、郁达夫、鲁迅、周作人、茅盾、田汉、邵洵美等18位知名作家的个人情感隐秘；后者则详细介绍了包括冰心、冯沅君、白薇等女作家的家世、恋爱、文学创作情况。这些栏目的设置充分照顾到以青年学生以及普通市民为主干读者群的趣味：一方面满足青年读者了解自己关心的作家，了解文坛气象的好奇；另一方面对国内外知名文人行止品性、风流韵事的描绘成为市民茶余饭后阅读的休闲软性读物，如《申报·自由谈》“不除庭草斋夫谈艺”栏，从1931年9月2日创刊起，便大谈胡适“捉鬼”、徐志摩和汪精卫“喜事”观之不同等一般大众读者感兴趣的软性消闲文字①。 左翼文艺运动选择丁玲担任公开刊物《北斗》主编某种程度上顺应了这种大众文化心理。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原打算去苏区继续写作。张闻天听取丁玲面陈心愿以后，经过慎重考虑，对她另作安排，委以重任。丁玲回忆说： “胡也频牺牲后，我就向左联提出来，要到苏区去……冯雪峰、潘汉年向上面请示，后来洛甫见了我……不同意我去。要我留在上海，编辑《北斗》。为什么要我来编呢？因为我在左联没有公开活动过，而且看起来我带一点资产阶级的味道，虽说我对旧的社会很不满，要求革命，但我的生活、思想、感情还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味道。叫我来编辑《北斗》，不是因为我能干，而是因为左联里的有些人太红了，就叫我这样还不算太红的人来编辑《北斗》……”[4] 其实丁玲未免低估了自己的能量，为了开展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一直长期、细致地观察和研究大众文化心理与消费习惯。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的张闻天深知丁玲在当时青年读者及市民受众中巨大的社会知名度和媒介影响力，看中的就是她“在左联没有公开活动过”、有参加革命的热情但同时看起来又带着点“资产阶级的味道”，过去左联机关刊物主编、编辑基本上都是由左联领导核心——左联执委会委员、左联常委委员担任②，“红”则“红”矣，但一望而知，过于暴露，不易生存，而丁玲身上那种混杂着浓郁的革命／小资的暧昧气息使她既能迷惑敌人，又能同时抓住左联需要争取的两种对象——青年学生与市民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