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之前，叙事学是西方非常热门的学问，到了1980年代达到高峰，随后叙事学开始衰落，若干年前我们反复阅读的叙事学读本，现在也几乎无人问津了。但是我重新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国作家的叙事学训练还不够。因为现在包括小说文本在内的许多文本，分析功夫不够。在新批评以后，中国作家的叙事学训练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另外，我们过去一直把叙事学看作小说训练的技术性问题，最近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跟我们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的学问。因此，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进而重建中国文学的叙事学图谱显得非常必要。我们应该呼唤新的叙事学的诞生。 什么是文学的硬核 首先，我要讲的是“作者”问题。为什么要说“作者”问题？我先说一个小的概念。依赛亚·伯林曾经打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刺猬，另一种人是狐狸。伯林显然是有所指的，他分析的对象是谁呢？是列夫·托尔斯泰。他说托尔斯泰本来就是一个狐狸，他自己硬要当刺猬。 在我所了解的作家里面，托尔斯泰可能是最复杂的一个。他的思想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他非常关心农民，想着要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可是骨子里对农民又非常憎恶，根本瞧不起农民；他整天讲道德、正义，可是本质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一个东正教的信徒，可是在《安娜·卡列尼娜》里面，他确实为那个婚外恋、红杏出墙的安娜辩护。因此，伯林认为，托尔斯泰本人写得最好的部分就是彼得堡、莫斯科的简单的日常生活，写那种少男少女和他们的爱情故事，非常美好。可是，老托尔斯泰非要去写什么宏大的史诗——他要概括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因此，伯林说老托尔斯泰是狐狸做了刺猬的事情。 依照伯林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小说，我认为古代小说就是一群狐狸，文类各异，趣味不一，没有人拿它们当回事。但是到了现代，小说却突然要去做刺猬了，承担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小说的写作者的动机与过去突然不一样了。例如，鲁迅说过，他写小说就是为了救国。 我近日还和蔡翔先生讨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从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的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我看来，至少吴趼人的短篇小说已经非常现代了。他的小说小管是白话文的熟练程度，还是叙事技巧，一点也不亚于鲁迅。不过我所关心的问题不在这儿。我觉得大家普遍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与古代小说看成一回事，这是很大的误解。严格地讲，中国过去根本就没有什么短篇小说，有的只是残丛小语、道听途说，或者是传奇、志怪、小品、话本、拟话本、变文、鼓词、箴规和遗闻趣事。其实，中国的短篇小说是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特别是启蒙运动一起出现的。可惜，义学界对于这样的大问题却没有好好去梳理。 我要问的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强调小说的社会性的？什么时候小说又突然成了救国救民的载体？1902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认为，中国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小说不发达。我们今天觉得这样的题目会很可笑，国家发不发达跟小说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小说的重要，在那个年代，我国的大学者，几乎无一例外都做过小说研究。例如，胡适就是做小说考证出身。胡适的文学观念、见解无甚高明之处。这个人好像不太适合搞创作，谨严有余而性情不足，文学上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好像确实有问题。他说中国最好的小说是《九命奇冤》，当然是不着调的说法。但是胡适这个人非常可爱。他有一整套的理路，他在启蒙运动中贡献非常巨大，是一个很理性的知识分子。他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特别巨大。这篇文章涉及到文学的社会性问题。文学要写什么，什么东西可以进入文学描写的范围，他都代作家做了规定。文学在启蒙过程中加入进来，变成科学和民主的忠实的鼓吹者，变成建立民族国家的马前卒。就连沈从文在写《边城》这样的唯美小说时，居然也要“重塑民族灵魂”！ 小说突然被提到一个它自己完全不能承受的高度去讨论，结果是，小说的地位当然提高了。可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复杂的门类，比如传奇、话本、志怪等，经过这样的筛选，原来非常丰富的资源就变得非常单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作家原来最喜欢写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突然匿迹。长篇怎么会没有了？“短篇”是怎么产生的？这跟启蒙关系很大。这里不多讨论，但都是可以深入研究下去的课题。我觉得章回体的衰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我的判断大概是，18世纪中期以后，小说突然开始和社会挂起钩来，小说和社会的进步，即所谓的启蒙联系起来了。 那么小说原来是什么呢？我们暂且不说。我们先说一说小说成了社会、政治的附属之后，导致的一连串问题。比如《红楼梦》，现在索隐派又占了上风，大家又来考证秦可卿是不是谁的女儿。俞平伯的考据做得那么出色，他的研究已经奠定了那么好的基础，可是现在我们又好像走到邪道上去了。大家都谈得很玄，过去讲《红楼梦》的阶级斗争，现在人们热衷于所谓政治斗争。 耿占春先生曾认为，文学在科学、民主化的启蒙进程中恰恰杀死了它自己。文学本来是一个充满魅惑、充满未解、充满想象的世界。但文学在科学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丢掉了，都变得科学化了。以至最后，中国的传统文学没法放进所谓的现代性的篮子里去。如果我们纯粹用社会性这样一个尺度太衡量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对《水浒》、《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就会无可奈何。直到今天，人们还是认为小说就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南帆先生在清华大学讲到一个问题，假如文学的功用就是推动社会进步，那么以后社会变得很民主，很合理，甚至更合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到了这样的社会，文学是不是就该扔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