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带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20世纪文学大师展”来广州展出，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前辈文学大师的风采和业绩，我也很高兴向各位介绍一些当代文学的情况。 正如环境的沙漠化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巨大挑战一样，情感的沙漠化，也成为了人类精神生活无法回避的命题。在北京的清晨，每天的红尘滚滚开始之前，都不难看到老人们骑着三轮车，拉着他的鸟笼子，去寻找一片寂静的所在，他们感慨，偌大的北京，已经没有一块安静的挂鸟笼子的地方了。更大的危险还在于，一个民族世代锻造和传承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荣辱取向，这些“鸟笼子”何枝可依？文学，或许就是它最后的枝条。我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文学，有时仅仅是一篇作品，就足以使全世界心生敬畏。因为它是民族情感深度的呈现，是民族精神风貌的凝聚。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如果各位通过我的讲话，对文学界的现状和问题有一些启发或兴趣，我将感到高兴。 今天上午有记者问我，一个城市过度发达的商业，是否必然会造成思想、情感、文化沙漠化的后果？我不认为这中间有必然的、铁定的因果关系。但我觉得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的确面临着沙漠化的危险，因此，共同营造一个充满了文艺氛围，拥有丰厚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环境来防止沙漠化的倾向，应该说是我们崇高的使命和艰巨工作。1984年，我第一次到日本访问时，晚上睡不着，打开电视机，看到荧屏上一帮男人，穿着裤头，在一个澡池里跳来跳去。再仔细一看才明白，原来这一帮男人在采屁、品屁、评屁、奖屁。又过了七年，1991年，我跟着姚雪垠先生再度去日本访问，半夜里打开电视，又是一帮女人背对着屏幕，一帮自称“教授”的人拿着尺子在量臀部。原来是在量臀、品臀、评臀、奖臀，看谁的臀部多宽多窄。因此，十几年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日本有一个杂志叫《海燕》，请我写一篇文章谈感受。我写了这两件事，我说当时我真为你们这个民族感到悲哀，原来曾经出过那么美好的和歌、俳句的民族，我们从小说里读过那么优美的“水上调”的民族，怎么忽然变得如此粗鄙！而现在我想，幸亏你们有一个大江健三郎，才展示了一个民族的丰厚性和创造性。 我的意思是说，文学是一个民族情感的宝库，是我们品味人生的课堂，是我们民族文化薪传的不可或缺的基石。 关于当前的文学创作 当前的文学创作，我觉得正处于比较好的时期。首先，我们作家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的变化。近年来我们的文学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为满足人们的精神情感需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很多人说文学在边缘化，实际上，因为我们文化消费的方式增多了，精神文化需求多元化的趋势使得文学不像八十年代一样，成为社会的热点。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文学为各种文艺形式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母题。就拿最近演出的电视剧来说，如《历史的天空》、《亮剑》等等，都是由文学原著改编的。《历史的天空》还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2004年是中法文化年，有二十多位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法文，有四十位作家参加了对法的交流活动，我作为作家团的团长，我们到法国之后能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学在法国的震撼力。其实，文学的尊严体现的是国家的尊严，作家们在中法文化年上切身感受到祖国强盛后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无论是苏童是余华，都说过，是强大的祖国，使中国作家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第二，我们的作家通过摸索，既保持了开放的心态，又越发感悟到面向中国现实生活进行探求之必须。我们的文学经过八十年代开始的各种外来思潮的涌入，作家们都进行了非常艰苦的探求。我认为，我们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认识和探求是越来越清晰了。我姑且借用王先霈先生领衔的一个调查资料，拿比较活跃的毕飞宇、余华、苏童、莫言来说吧。这四位作家早期的作品中都显示出比较活跃的先锋姿态，文体很新颖独特，语言有很大的颠覆力。但是最近的他们作品都各自不同地显示出既保持文体探求和先锋的语言特征，又体现了对现实的关注、对民间的采撷、对传统的继承。毕飞宇早期的作品带有很强的现代派特色，后来写了《青衣》、《玉米》，作品非常深地切入到普通人的生活，具有草根性的特点。余华早期的作品也是比较注重先锋，文体意识上的探索比较自觉，但总有一些阴冷和隔膜的感觉。现在，情感的暖意也渐渐融会其中了。有一位评论家分析说，余华的妻子是一个很温和、很善良的人，老是批评他，说他的书写得太冷漠了，世界上的人不是都那么坏，余华也逐渐受到影响，以至作品也开始充满了对人间的理解和暖色。苏童的变化，是基于他“对于风格凝固的恐惧”，他说光搞现代派或者别的东西会风格凝固，一定要转变自己的风格。莫言也是向民间艺术和民间资源进行努力探求。 第三，我们的作家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方面有了比较强的自觉。现在全国几乎许许多多重大的工程项目，都有作家在那里深入采访。比如说航天领域，是国防科工委出身的作家李鸣生；还有二炮作家徐剑，在青藏铁路上采访。采访南水北调的作家是河北的梅洁。还有很多很多。广东作家也不错。广东作家协会组织作家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代表作有吕雷和赵洪合作的《大江沉重》，杨黎光的报告文学《萨斯一人类的影子》、彭名燕的《家风》等等，恕不一一列举。 第四，文学界形成了一个团结的氛围，大家都明白，摈弃无谓的纠葛和纷争，专心致志搞创作，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前提。过去文学界不团结的现象比较严重，从第四次作代会到第五次作代会，相隔有十二年之久，当然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原因，但不团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终于在1996年开了第五次作代会。2000年，我们又如期开了第六次作代会。现在文学界呈现非常团结的气氛，大家在创作上竞争，但是在生活上相互关心。比如采访南水北调的作家梅洁，她和丈夫到云南开会，其丈夫突因癌症引发呼吸衰竭。梅洁求助于作协，作家协会先和云南的丹增副主席联系，全力抢救，后来梅洁的先生坚持回河北，坐火车回去。不幸火车开到怀化，她的丈夫就过世了。梅洁再次求助作协，是湖南作家协会的作家彭建明连夜买了衣服，带到火车月台上，将衣服交给梅洁，使她给丈夫换了衣服，干干净净离去。这样感人的事例还很多。古人说过，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但现在“文人相亲，文人相敬”的氛围已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