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沈从文对“海派作家”有很多严厉的批评，但是，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道路与上海密切相关，很多文学意象也直接来自于他在上海的生活。而且，他的1949年前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在上海出版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悖逆的命题，厌倦着却始终观察着上海的文坛。考察沈从文与上海的这种不解之缘，不能不寻迹他在上海时期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他在上海善钟路和萨坡赛路的旧居。沈从文创作与情感生活中至为重要的1928年到1930年，是在这里渡过的。这段沪居岁月，使沈从文就近观察了逼仄的“十里洋场”的另外一面，而走投无路的寻觅，情感生活的波澜，一定给他留下了一种“海派阴翳”。这里所说的“海派阴翳”，是指由京城至沪的沈从文，在地域文化上的郁闷。这甚至为1933年后的那场“京海之争”，投下了不可名状的阴影。也许，正是这一地域文化上的逆反心理，最终成就了沈从文的带有避世梦幻色彩的《边城》。 一、关于善钟里的亭子间 上海的善钟路(即今日的常熟路)，在现代文学史应该留下一点痕迹。1928年1月2日，沈从文由北京独自到沪，入住在善钟路善钟里的111弄。沈从文对上海题材的观察和写作，就是从善钟里开始的。沈从文到沪后一个星期，在给北京朋友的信中，把在上海的住处描述为“塌而霉、塞”，即是一个很狭窄、发霉的小房间。由此，钱理群在复旦大学的讲演“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中推断，沈从文观察上海时，“他所注意的是那些工人，这显然是和他的文化工人的身份相似的，他说上海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个夏天的午后的感觉，这个地方整个的都很无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费。他对上海抓住了两个词：无聊和浪费。” 这里，钱理群的表述有点含混。首先是沈从文的“文化工人”身份，钱理群说：“请注意，他观察上海他所注意的是那些工人，这显然是和他的文化工人的身份相似的，他观察的城市是贫民窟的上海，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受，但是他又不同于左翼作家的那种感受，他觉得工人们蠢；也不同于新月派的那些绅士们的感受，他还想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他的观察非常独特。他说上海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个夏天的午后的感觉，这个地方整个的都很无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费。他对上海抓住了两个词：无聊和浪费。我觉得这是相当精彩的、独特的直觉性的感受。而且他用腐烂两个字来概括上海都市文明。这个文明是金钱渗入，一切都是物质化、利益化，不仅是上流社会的糜烂，这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都已丧失。”但是从沈从文的这类视角看，与他自称的“乡下人”，“文化工人”的角色，多少有点距离。不能仅仅因为他有点矫情的表述：“我来上海就是整天写作，上海资本家就整天敲诈我，逼得我成了写作机器，我一天不写就没有钱，没有钱在上海就没办法生存，因此，我只能拼命写。” 其次，他最初见识到上海的“塌而霉、塞”的情形，还远不是上海真正“下只角”(沪语：旧时称底层社会的棚户区)的生活场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善钟里是沪上的次高级住宅区。沈从文对上海底层生活的想象和恐惧，应该来自其后在萨坡赛路的蛰居，以及其他一些观察。而沈从文到沪伊始的这些抱怨，也许只能看成一个外来文人在上海的短期“文化休克”。毕竟，从1922年到北京打拼起，沈从文已经在京城生活了6年整。有了自己的天地和读者、朋友圈子。来沪之时，他已经不是当初在湖南会馆衣食无着的“愤青”，而是声誉逐渐鹊起的新作家。 不过，关于沈从文的“海派阴翳”，不妨从善钟路说起。上海的善钟路一段，曾经属法租界范围，路名当取之于法人之译音(一说得名于近代的浦东人陶如增)。南北走向的善钟路不长，一站地之遥，但是已经极具上海中心区的繁华。1908年起，法商电车公司的2路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自善钟路起通至通海的十六铺码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此景依旧。从靠近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南端数起，善钟路上有霞飞大楼、模范服装店、红玫瑰理发店、陆登网球场、健美大药房、瑞华公寓、天主教堂等，此外则多为高级住宅区，以花园洋房、公寓和新式里弄住宅为主。这些在当时，是上海摩登生活区域的标志。连善钟路北端一家于氏经营的萃古斋旧书店，店面仅为两开间，木地板踏上去吱吱作响，也多次在现代作家们的笔下出现。 善钟里在善钟路北端，今巨鹿路、长乐路之间，即今常熟路111弄、113弄。前者为花园洋房；后者(1912-1936年建)是当时较著名的新式里弄住宅。当时占地1.5公顷，有楼房25幢，居民600人。所谓新式里弄住宅，是石库门这一住宅形式的改造：封闭的天井变成了开敞或半开敞的绿化庭院，形式上更多地模仿了西方建筑式样而较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式样，各种建筑设备也较为齐全了。1928年1月，沈从文由北京独自到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是善钟里的亭子间，随后又迁入正房。这当是指善钟路111弄口街面一排朝东的新式石库门房屋，所以洋房区域才会有“亭子间”一说。沈从文在《采蕨·落伍》中描述道：“我当时正卧病在上海，情形仍如此时一样，不过当时只我一人，住上海法界善钟路一小铺子的楼上，也正是因为病，不能把文章写成，就无法维持生活。”这“小铺子”指的是沿街的烟纸店和小药房，后者现在犹存。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沈从文之外，还有许多作家经常出没在这条马路上。当时，一些文化人以善钟路为集会地，筹划进步文化事业。这有点像虹口的海伦路。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和左翼作家也常来此地聚首。例如，1927年，田汉在艺术大学善钟路校园生活创作。夏衍回忆说：“在一个盛夏的晚上，杏邨、伯奇和我在善钟路、霞飞路的一家外国人开的DD咖啡馆和周剑云见了面(在DD咖啡馆见面是我约定的，因为这地方安静，我常在这个地方约人见面，店主的外国老太太，把我当作常客，相当客气)。”再如，三十年代初，左联的小说散文组每周在善钟路底的欧阳山住处开会，成员有沙汀、欧阳山、草明、杨骚、杨潮。《萧红小传》的作者骆宾基，1937年5月由胶东第二次到沪，认识了准备办文艺刊物的狄耕与小陈(亚丁)，三人也同住在善钟路美华里3号前楼，与宋之的、王频为邻。那时，来看骆宾基的有茅盾介绍的王任叔(巴人)；来看狄耕的有尹庚；来看陈亚丁的有辛劳、林珏(唐景阳)、张秀珂。文化名人巴金、冰心交情甚笃，在两人的书信往返中也可以读到善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