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4-0023-06 从晚清到五四，是一个多元现代性逐渐定于一尊的过程。由于五四进化主义学说与观念的建立，进化论分别以宇宙观与工具论的方式进入文学视野，并逐步转向工具论的实用理性，初步诞生世界主义中心/边缘基本模式，并出现多元现代性向启蒙现代性的过渡。在地域上，则由口岸城市转向北京新文化中心[1]，文学中的城市现代性有所减弱。 在五四新文学主导的启蒙表意系统中，新文学的基本形态属于知识者文学范畴。从题材来说，大致分为农民题材与知识分子题材。知识者思想状态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对立构成此期文学的大致框架，也就是说，启蒙的先驱知识分子与旧中国麻木庸众的冲突构成了文学主脉。晚清以城市现代性为“进步”的表意体系遭到压制，而被置换为以知识分子启蒙现代性为“进步”的表意系统，城市与乡村间的形态区别大都被漠视，城市之间的形态区别则更是见不到了。 比如，在鲁迅仅有的数篇城市题材中，城市与乡村在文化形态上并无太多区别。《头发的故事》指出，虽然民国已经建立，但北京市民并没有国民自觉，依旧不过是奴隶而已，与农民无异。作品中的N先生激愤地认为：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深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尔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在这儿，鲁迅虽然以北京城市见闻为背景，但这个背景并不表现出特定的城市形态，却与保守、闭塞的乡村无异。另外，《示众》中北京人看杀头的场面与《伤逝》中的会馆胡同与机关，也与乡村并无二致，反而与小说中的乡村世界同构。对于上海，虽然作家们以资本文化去看待，但也仍然与新文化启蒙思想构成对立。如陈独秀所说：“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2] (P589)或许这可以算做是五四时期的城市想象，城市被赋予了乡村反启蒙的意义。 五四时期文学中，对感受现代文明的表述，从晚清民初时代的上海转向域外。特别是创造社的大部分人，大都在青少年时代负笈东渡，他们比先辈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彼邦现代文明的强烈刺激。在他们笔下，对日本城市文明的羡慕代替了晚清文人对上海的热情。比如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日出》中轮船、烟筒、摩托车的城市文明，显然不是故国能够给予他的。郑伯奇曾指出，早期创造社具有“移民文学倾向”，意思便是说在文明与愚昧对立的大框架中，创造社所采用的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比较角度，而非通常意义上的上海与内地之间的对比。对于上海，他们也普遍采用了一种否定性的认知。郭沫若曾在诗中说：“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郭沫若遂感到“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的悲哀哟”！于是，在创造社作家早期作品中，几乎都出现一个相似的情节模式，即无法忍受在东洋所受屈辱而不忘故土，回国后又无法忍受中国城市特别是上海之肮脏而返回日本，以致知识者漂流于日本城市与上海之间成为主要的情节构架。在郭沫若《月蚀》、《阳春别》、《漂流三部曲》中，作者把爱牟在上海的生活归之于“失败的一页”，因为“上海的烦嚣不利于他的著述生涯”。上海，或者“看不见一株青草，听不见一句鸟声，生下地来便和自然绝了缘，把天真的性灵斫丧”(《圣者》)；或者如同坟场，像爱牟感到的“他让滚滚的电车把他拖过繁华的洋场，他好像埋没在坟墓一样”(《漂流三部曲》)。 最明显的当属陶晶孙。他十岁随父赴日，在日本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在整个大正年间都居留于日本，对日本文化的认同远超出其他作家。日本文化对于他来说，不仅是文化认同，还是对各种日本生活细节的接受，因而觉得祖国“百事都不惯”。《到上海去谋事》批评上海的人情淡薄。主人公“想来想去觉得在此地没有我立脚的余地了，这百鬼夜行的上海毕竟不是我可以住的地方，我想立即辞职，马上回日本去研究”。同样的选择也见于郭沫若。爱牟在上海生计无着时，愤然道：“中国哪里容得下我们，我们是在国外太久了。”陈翔鹤将上海定性为一个美国式青年的人生方式：满口的商业英语，“经日除食、眠、经营、谋利、娶妻生子，过着本能生活而外完全不知其他”(《不安宁的灵魂》)。 在五四知识文学中，漂泊主题已经成为固定模式。比如成仿吾、郭沫若的人物在东京、上海之间漂泊，郁达夫的人物在上海、东京、北京、安庆、杭州之间漂泊，周全平的人物在上海与沈阳之间漂泊，林如稷、陈翔鹤的人物在上海与北京之间漂泊。在这种模式中，上海仅仅是一个旅行空间，除了与东京在文化上有差别外，与国内其他城市并无区别。林如稷《将过去》中的主人公若水，到北京去是一次失望，而到上海，也觉得在热闹之中的“凄凉冷淡”：“荒岛似的上海与沙漠似的北京有什么区别？”石评梅则将上海径直看做沙漠：“上海地方繁华嚣乱，简直一片闹声的沙漠罢了！……我半分的留恋都没有，对于这闹声的沙漠。”(《一瞥中的上海》) 综上所述，晚清基于城市现代性的城市叙述至五四时代被替换为启蒙现代性之下的新/旧文化的对立模式后，上海现代性想象的传统暂时终止。这一传统的恢复，应该是在20年代末普罗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开端期。 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新文学发生巨大动荡。简言之，其背景已由五四时期的启蒙革命转向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的社会革命。“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成为这时期的中心意识，五四新文学中对知识者个体意义、价值的思考转向对国家、社会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比如，从20年代有关人生观问题的大论战，到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便是这种转向的例证。其背景是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沿江城市日益明显的资本主义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整体变迁，城市开始再次成为国家生活主体。经过10数年的发展，至1930年，上海全市人口已达314万，1933年又增至340万，按国外观察家的话来说，上海达到它由来已久的命运的顶点。作家们也开始以不同形式高度地介入上海城市生活。随着首都南迁，文化中心也从北京转移至上海，以至于30年代接近百分之七十的作家都寓居上海。作家观察社会生活的视角，也与启蒙时代城乡浑然一体构成旧文化环境不同，被置换为城乡的高度对立。所以，在抗战爆发之前，纯粹的乡村社会基本上没有大规模进入作家视野。比如由茅盾、郑振铎向全国征集合编的《中国的一日》文集中，绝大多数是记录城市人特别是上海人的生活的。城市文学已开始占据中心地位。以这一时期三大文学流派——左翼、海派与京派而言，其中两支都是上海城市的产物，并且由于对上海的不同理解，导致其文学中不同的上海图景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