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政治变化和城市急速的发展，进出于不同城市，几近是20世纪中国作家的共同经验。城市之间的差异和不协调在他们身上激发起各种深邃的思考，构成文学作品的复杂内涵。叶灵凤《时代姑娘》(1932)、张爱玲《倾城之恋》(1943)和王安忆《香港情与爱》(1993)，三篇作品发表时间所横跨的幅度接近六十年，但三者讲述女性离开家庭，探索情感命运的出路时，不约而同将女主人公“离家”的路线安排在来回港、沪之间的地理路线上。事实上，三位上海作家(生活经验和文学创作均以上海为根据地)的设计都是不可易转的选择。他们均利用自身对另一个都市(香港)不同层面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中创造一个与上海相对的故事背景，探讨城市和女性处境、情感发展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城市背景的出现，三篇小说描写女子出走家庭以后的命运，无法再被“五四”文学续写“娜拉走后”的几种写法所概括。① 简单而言，她们所面对的困境不再是“家”和“社会”或“家”和“精神世界”的对立，而是上海和香港的对立，也就是“城市”和“城市”的对立。她们的“家”不仅指向中国传统家庭，甚至概括了整座城市。对小说的女性人物来说，离“家”出走其实是离“城”出走，她们亦只有进入另一个城市，其感情和生活才能找着新的发展机会。只有从这角度思考，我们方能理解为何三位女子“离家”的路向，都必须被安排在“从港到沪”(《时代姑娘》)、“从沪到港”(《香港情与爱》)以及徘徊于沪、港两地之间(《倾城之恋》)的地理路线上。 本文尝试“并置”阅读三篇小说，探讨以下若干问题：第一，小说中城市地域和居住场所的转移，在女性人物探索情感的历程上有何具体意义？第二，小说描写女主人公离家以后的命运发展，怎样对鲁迅所提出、“五四”文学反复讨论的两种结局模式——“回家”或者“堕落”，进行新的探讨和诠释？第三，小说如何展现三位不同年代的上海作家对香港的想象？他们又如何通过“论述”香港，反身定义自己(上海)的位置？这里牵涉的不仅是文学研究中地域文化形象的问题。我们更需要进一步探究，作者为何要凭借另一个都市的文化压力，去讲述自己的“上海故事”。 《时代姑娘》、《倾城之恋》和《香港情与爱》的女主人公秦丽丽、白流苏和逢佳同受婚姻约束(曾定婚或结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离开家庭，找寻情感命运的出路。假若我们将三位女子的“出走”视为一个过程，这过程基本上重叠了两个空间层面的变化：城市地域和居住场所。② 从此角度考察，三个故事的叙述模式至少有两方面的共通点：一、在叙述结构上，小说均借助城市场景的置换，具体呈现女主人公“离家”过程的转折点，即是她们决定去向的一刻。二、在整个探索过程中，女主人公进出港、沪两地所寄住的旅馆、酒店、公寓、出租房子、私人楼房等等城市居住空间，它们代表的特定生活模式及其隐藏的象征意义，与女性的情感命运发展互相观照。 《时代姑娘》的小说开首，即描绘香港鲤鱼门海港及对岸景色。③ 故事主人公秦丽丽虽然生活在南国小岛，却拥有30年代上海“新女性”的典型形象：她健康(“她光润而坚实的手臂”、“结实丰满的肉体”)、擅交际(“好交游”)、受高等教育(上海江湾大学学生)。④ 香港之于她是“家”，是亲情和爱情的归属，但又离不开两难的处境：她私下与韩剑修相恋，却不敢违抗父命与银行家张仲贤订婚。表面看来，作品具备“五四”以来“问题小说”的格局，关注青年人自由恋爱和传统道德、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而经济和伦理道德的双重压力，又是新文学强调女性自觉以后首要面对的问题。不过，叶灵凤笔下30年代中国女性的命运发展却有所不同：秦丽丽的考虑和选择，并不限于两位男性和两种婚恋模式(家庭安排及自由恋爱)之间。 秦丽丽对自身情感命运的探索，依据“从港到沪”的地理环境转移，被截然分成两个阶段。离港以前，她虽不愿接受伦理道德和经济压力下成就的婚姻，立意为自己报复。可是，她只能按照以婚姻作为“买卖”的价值观点，从负面角度加以对抗。其报复方法是精心安排在半岛酒店内奉献自己的“肉体”予韩剑修，着意令自己下嫁张仲贤以前变成不纯然的“货物”，藉此“嘲弄那高压着她的一切”。⑤ 报复计划虽然带来精神上的胜利，却没有改变她的命运。 只有远离家庭、爱情和婚姻所连系的地方(香港)，秦丽丽才能合理评估自身处境，在两种婚恋模式以外寻求第三种出路并作出关键性的决定(故事的转折点)。她在“从港到沪”航程上以文字方式(四则日记)理清问题，并判断面前的三种路向：她不要回到张仲贤的身旁做奴隶的女性，也不愿意与韩剑修维持原有的情感关系——假若因酒店发生的事情(肉体关系)而必须向韩剑修签下“卖身的契约”，始于自由恋爱的关系最后依然让她成为“长期的卖淫妇”。⑥ 最后她提出要抛弃一切，成为彻底自由的女性。秦丽丽对自由的理解，仅限于“无拘无束”的简单概念，她甚至将之等同风尘女子的生活，在上海主动跟随已有妻室的萧洁。不无讽刺的是，小说中唯一与题旨“时代姑娘”相关的讨论，就是由萧洁道出：“时代姑娘应该创造时代，不该跟了时代的样式走。⑦”可是他诱导秦丽丽走上的新道路，正是“堕落”的道路。 小说虽然否定两种婚恋模式，却没有成功为中国30年代的女性指出第三条可行的出路。相反，作者极力表现两种模式以外的“不可能”。女主人公寻找情感生活上自主位置的经过，一直紧扣她找寻家庭以外寄住地方的历程。而这些酒店、饭店、旅社等城市新兴出现的居住场所，一方面为她提供传统社会规范以外探索情感发展各种可能的空间(就是要在香港进行反抗，也得选择殖民者管理的半岛酒店)，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她暗淡的前境。秦丽丽上沪以后曾三次搬家：首先随萧洁的建议入住中国饭店，不再返回学校；第二次为着断绝家人的联络查问而搬往东方饭店，并与萧洁定下私密的关系；第三次为了逃避萧洁及其家人，搬往三马路的新惠中旅社。与《倾城之恋》和《香港情与爱》相比，小说人物在酒店、旅馆内活动的描述都被大大省略，女主人公不断转换居住场所只表明暂时让她脱离束缚的自由地(上海)，未能成为她真正的栖息处。秦丽丽“从港到沪”的“出走”是单向且义无反顾的。离开香港(家庭、爱情、婚姻)是为了“自由的上海”，可是这道路应如何走下去？代表了中国30年代女性的故事主人公“想到这里，心里不觉一怔，觉得皮肤上像吹了一阵冷风，起了一阵颤栗”。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