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07)02-0040-05 地域文化是悠久的民族文化在特定地域积淀下来的独特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的总和，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性格特质与心理遗传，有着鲜明的超阶级性和超时代性。按照文化发生学理论，一切个体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心理都包含着复杂的历史文化积淀，个体的行为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体现着对其地域生活习俗包括远古文化模式的回应、再现。因为个体自其出生之日起，他生活于其中的风俗就规范着他的行为和体验；到他能说话时，社区的语法、词汇和语音语调就成为他的语言方式；当他长大成人，并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社区的文化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和禁忌就是他的信仰和禁忌，个体的行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所属群体的文化表现符号。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是一个注重礼俗的乡村社会。礼俗因为传统而代代维持，陈陈相因。传统的乡村社会保守与封闭互相强化，地域文化因之更加得以保持其稳定、独异的地方性特征。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巴蜀文化也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北有秦岭横亘，东有夔门封锁，南有云贵高原作为屏障，西有青藏高原作为依托的特殊地理环境，更加强化着巴蜀的保守和封闭。另一方面，巴蜀盆地周围的崇山峻岭也阻挡了北方中原民族的南侵和东方荆楚民族的西入。生于斯、养于斯的巴蜀子民得以在雨量充沛、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的自然环境中安然地渔牧、农耕。农耕技术的先进和水利的开发利用使得巴蜀远比中原和荆楚的人们富裕。宜人的气候，充裕的物产，使巴蜀先民能够尽情享受着安逸、平静的生活乐趣，形成了一种质朴自然的人文性格。巴蜀远离京师，交通艰难，其自由泼辣的人生形式以中原文化价值标准衡量当然有“蛮夷之风”，但换个角度看，巴蜀地区自由安宁，较少受到北方政治文化尤其是礼法规范的影响，更具有自由自然的生命常态。尽管巴蜀文化后来为中原文化所“统摄”，“虽然外在的生活方式改变很多，然而若干底层的文化取向与人格成分却仍然持续着，甚至一代一代地传下去”[1] (p.123)，尤其是当某些外来因素与巴蜀原创文化有某些暗合时，这些重合的文化因素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成长的巴蜀作家也就无可避免地接受了这种地域文化的塑造。 四川作家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他们不仅反叛传统、反叛社会，也不断反叛、否定着自己。巴金由20世纪30年代激情四射的“三部曲”，到40年代对社会冷峻观照的《寒夜》、《憩园》等，就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否定和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沙汀、艾芜由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热衷于借小说宣传革命意识，到得到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的指教后，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反观自己熟悉的川西北和滇缅边地的人生与风俗，体现着他们在小说题材和艺术形式方面义无反顾的自我更新。周文专写川康僻地民风的小说也有着类似的经历。“记得那时大家正烦闷于偏重农村工厂一类题材上，烦闷于正趋公式主义的牛角尖的危机上，但是他(鲁迅)的几句话，却把大家从那样的烦闷空气中振拔出来。他说：‘农村工厂的题材自然重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于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一方面，我们的作家们，大半都是从旧社会出来，情形熟悉，反戈一击，易制敌人的死命；另一方面，现在能看小说的大多数，究竟还是稍为能出得起钱买书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地使那些觉得这世界一切都很完满的人们，看看他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2] 郭沫若自我否定之坚决和迅速，更是众所周知的。 与吴越作家的务实、细致、认真、周到相比，巴蜀作家是粗犷、豪放的。鲁迅先生“无论怎么样忙碌，总还是这样地注意琐碎事情：固然邮票要贴得一点不歪斜；送给人的新出版的书籍，要亲自动手，包扎得整整齐齐”，甚至从外地讲学回来也一定带许多外地特产送给亲友并要一一落实[3]。茅盾更是一生“谨言慎行”[4] (p.1)。其家人回忆他“有个良好的习惯，就是不论做什么事都井井有条，一丝不苟”，甚至连那个勺子喝药水，那个勺子陶茶叶，邮票该贴在信封的什么位置这类生活琐事都有一定之规[5]。鲁迅、茅盾这种一丝不苟的生活态度折射出来的正是其务实、冷静的理性。这种精神固然与儒家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相联系，而吴越文化的务实精神对其有着更为直接切近的熏染。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巴蜀作家却是洒脱、放诞、热情无忌的。其能言善谈、落拓不羁、是非分明、喜怒形于色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特色鲜明：郭沫若“永远是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6] (p.456)。巴金“在谈天的时候，对一件事，一种社会现象，他常常会激动地发表意见，说得很多，往往说不下去了，就皱起眉断续地‘真是，真是……’结束”[7] (p.40)，陈翔鹤“天真无邪，一如赤子”[8] (p.747)，沙汀“说话带感情，好激动”，“很健谈”[9]。夏衍回忆1933年的沙汀“样子与现在差不多，他变化不大，现在就是老一点，瘦一点。他与艾芜都穿大衫，不修边幅。喜欢摆龙门阵”[10] (p.148)。就是在逃难中也是如此，“有时晚饭后戴顶破旧草帽，到院边田坝与农民摆谈。尤其爱跟逃难的人摆，问人家从哪儿来，为什么逃难”[10] (p.294)。朋友相聚时，李劼人的表现更是热情奔放，酣畅淋漓。刘大杰在《回忆李劼人》中说：他“开始是浅斟低酌，续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这时候，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说，警人妙语，层出不穷，对于政府社会的腐败黑暗，攻击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热时，脱光上衣，打着赤膊，手执蒲扇，雄辩滔滔，尽情地显露出那幅天真浪漫的面目”[11]。 四川作家的这种热情和反叛，固然能在巴蜀源远流长的文人诗情传统中找到情感追求的精神同构，另一方面还是由于儒家文化积淀不深的“西僻之乡”，少有压抑情感的理性重负，其情感之火，无须如鲁迅那样包裹在强大的理性外壳之下，承受着上下冲突的煎熬成为“死火”，而是得以正常地勃发、喷射，形成巴蜀式的激情。这种巴蜀式的热情、反叛表现出审时度势、灵活善变的特点，它冲击着传统，动摇着专制，不断地开拓创新，展现了一种强有力的生命形式。但这种激情有时未免过于冲动，灵活多变而不能深思慎取，开拓进取有余而理性深刻不足，甚而走向肤浅、偏激甚至油滑。这种特点在巴蜀小说作品中也有生动表现，如《暴风雨前》中“旧也旧不到家，新也新不到家”的田伯行认为，讲新学总还是离不得旧法门，他给郝又三传授的作文秘诀是：“不管啥子题目，你只顾说下些大话，搬用些新名词，总之，要做得蓬勃，打着《新民丛报》的调子，开头给它一个：登喜马拉雅最高之顶，蒿目而东望曰：呜呼！噫嘻！悲哉！中间再来几句复笔，比如：不幸而生于东亚！不幸而生于东亚之中国！不幸而生于东亚今日之中国！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之啥子！再随便引几句英儒某某有言曰，法儒某某有言曰，哪怕你就不通，就狗屁胡说，也够把看卷子的先生们麻着了！”“引外国人说话，是再容易没有了。日本人呢？给他一个啥子太郎，啥子二郎。俄罗斯人呢？给他一个啥子拉夫，啥子斯基。总之，外国儒者，全在你肚皮里，要捏造好多，就捏造好多。啥子名言伟论，了不得的大道理，乃至狗屁不通的孩子话，婆娘话，全由你的喜欢，要咋个写，就咋个写，或者一时想不起，就把《四书》《五经》的话搬来，改头换面，颠之倒之，似乎有点通，也就行了。总之，是外国儒者说的，就麻得住人。看卷子的先生，谁又是学通中外的通儒呢？风气如此，他敢证明你是捏造的吗？他能不提防别人讥诮他太俭陋了吗？”[12] (pp.58-59)然而，此种荒诞的风气，又岂止发生在文坛，这不过是当时四川社会各界做事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的一个缩影——没有原则，没有约束，离经叛道，无法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