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我国社会日益走向高度的组织化，社会的组织功能发挥着广泛的规范作用。对组织的垄断不但是革命和战争的需要，也是建构政治秩序的需要，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宣言里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① 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的第五条里也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超越了理论意义上的自由概念，而成为社会成员所依存的、获取生活资料来源的工作或劳动单位。 当代中国是一个由两极结构组成的社会，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二是相对分散和封闭的单位组织。国家、政府和单位占有和控制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对单位成员也有领导和支配的权力。作家的身份和地位是由国家社会体制所确定的，当代社会对作家采取了单位化和行政化的管理方式，通过文学单位的分层、资源与权力的交换来实现对文学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控制。新中国建立后，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管理置于有效的领导之下，作家、知识分子纷纷成为有关教育、文化、文学机构组织的干部或成员，这些机构组织也就构成了作家的生存“单位”。在一个政治至上或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里，组织化与体制化是作家生存的必需条件，甚至会成为作家的自觉追求，他们为此不惜放弃精神的个性和创作的自由。在体制中生活可以为作家个人的生活、名誉和利益带来诸多好处，尤其是在一个资源稀缺和个人价值和利益无法得到承认和保护的时代，组织和群体对个体而言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护身符，长此以往，还会演变成一种自我的内在需求，种种不合理或不适应都会在体制的消磨中逐渐内化为心理和生活上的“必然”和“应该”，这时，外在的体制就变成了内在心理的情感需求。 文学机构是文学领导的中介和载体，文学领导是文学机构的目的，它们是相互统一的。中国作协和文联划归中宣部领导，各地作协和文联既要接受上一级作协和文联的业务指导，还要接受所在地党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形成双重领导的格局。中宣部、全国“文联”、“作协”和各省市宣传部、“文联”和“作协”等机构和组织是作家们的管理机构和领导单位。当郭沫若在新中国即将来临之际，提议文艺工作者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的时候，立即得到上上下下的响应和赞同。于是便有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文学艺术团体的联合组织，采取团体会员制，下辖全国性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舞蹈、戏曲、曲艺等团体及各省、市、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组织。1953年9月在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改称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联的任务是：团结和动员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努力创作和学习，积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努力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发展和繁荣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不断提高表演艺术水平，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指导群众的文艺工作，开展少数民族的文艺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同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全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地方文联的方针、任务也进一步明确下来，即不再是团体联合会，而是当地文艺工作者综合性的、自愿性的组织，主要任务是组织会员从事文艺创作和开展当地的文艺活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49年7月，属于文联下辖的文学团体。1953年9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章程”，选出茅盾为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为副主席。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作协名义上仍属中国文联的团体会员，实际上已独立建制，成为高于别的艺术团体、与中国文联平行的全国文学团体。全国和地方的文协改为中国作协和地方作协之后，经组织上的改组与强化，日渐成为团结和领导专业文学工作者的中心组织②。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后，中国作协在主席团之下设立书记处，处理作协的日常事务。在作协下面还成立了创作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文学基金管委会、文学讲习所。它的创作委员会权力很大，它有计划地组织驻会作家深入生活，帮助解决深入生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组织作家讨论创作上的问题，还出版了《作家通讯》，以便传递信息，通报情况，加强交流，提高自己，当然也为作家了解政治风向提供了窗口。 文学团体作为作家的组织结构，它在组织和管理文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一级行政化和体制化的机构。它以驻会的方式供养专业作家，他们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都由作家协会代表国家政府提供。中国作协下面设置了文学基金管委会，负责为作家提供物质帮助，驻会作家在进行创作期间包括旅游、体验生活、搜集资料等都可以申请津贴支助，非专业作家在理事的举荐下也可以享受同等条件。驻会作家还分为不同的级别，享受行政级别一样的待遇，如50年代的张天翼、周立波、冰心被确定为文艺一级，政治福利待遇相当于行政级别的八级，工资在200元以上，舒群、陈企霞等被定为文艺二级，康濯、马烽、西戎等被定为文艺三级，当时的文艺三级享受正局级待遇。那时的“作协和作家基本上是由国家全给包下来了”，“作家们出差或者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家协会报销”③。并且，驻会作家也比较自由，开会学习的时候就到作协，没有事情也可以不去。但作家也要完成作家协会规定的创作任务，并定期参加作协组织的政治学习、业务培训和深入生活的活动。茅盾认为“作家协会发动作家们拟订各自的长期规划，更鼓舞了大家的创作热情。长期规划包括深入生活，加强学习和艺术实践。”④ 全国和各地作家协会还大量吸收报刊杂志、文化出版和高等学校等部门的文学工作者成为会员，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文学创作、评论、研究、奖励和惩罚等活动。文学队伍的不断扩大被看做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1950年，全国文协的会员有401人，10年以后中国作协总会和分会就发展到3136人。1950年的全国作协分会有6个，1959年就有23个。文学所从1所也发展到1959年的9所。当时全国驻会的专业作家并不多，如1954年，全国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只有谢冰心、赵树理、秦兆阳、周立波、张天翼、艾青、胡风、沙汀、艾芜、陈学昭、白薇、刘白羽、马烽、严辰、康濯、孔厥、袁静、碧野、菡子、西戎、雷加、白朗、罗烽、舒群、李纳、金近、杨朔、古立高、逯斐等29人。因为无法知晓当时遴选或者说是安排作家驻会的标准和程序，所以就无法对他们的资格和文学成绩做出更多的分析。但从上面这份名单里，可以看出有五四文学背景的老作家则只有谢冰心一人，大部分都来自延安解放区，或者是有左翼文学背景，年轻作者占绝大部分，他们的思想可靠，更值得信赖。 可以说，全国和地方的文学机构在物质待遇和文学活动上“供养”或者说收编了一大批作家，他们成了体制中的一员，虽没有生存压力，但却有创作和思想压力。文学机构还负责监督、处理和裁决作家和创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这个时候，它的行政机关特点就显露无遗。在50、60年代的中国文联和作协常以“会议决议”和发表声明的方式对文学做出政治裁决性质的结论。1954年11月，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做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1955年5月通过了关于胡风问题的五条决议，如开除胡风中国作协会员，撤销中国作协理事和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撤销胡风的人大代表资格，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最后警告胡风分子：“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还为他们留了一条路：“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⑤ 同年还通过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决议。以“决议”的方式处理文学问题，显然是把文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它对文学和作家的直接伤害是巨大而可怕的，这样的方法可以说是沿袭了苏联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控制、管理文学的方式。1955年2月7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还开除了孔厥的会员资格，原因是认为孔厥多次玩弄妇女，道德败坏，开除资格以儆效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