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形成的标志在于，话语形式和话语主体的结合。本文所要论述的20世纪战争年代(1937—1948)的文艺权威话语的形成就在于，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和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结合。① 不过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把话语形式和话语权威分开来是为了描述的方便，实际上，话语形式的形成和话语权威的生长同时进行着，这种生长过程是在同一个东西内部的生长过程，二者不会在分离的状态中各自生长；一是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生长，在描述的层次上，他由话语主体走向话语权威。因为描述一种话语的形成，必须描述其话语主体的形成，一种话语，也许常常是由某一个体精心建设而形成；于是，在描述话语的形成史中，由这一个体来承担话语主体的功能，会给描述带来方便。但是，话语一旦形成，并在言说的境域中，实行着话语实践，这种话语的话语主体就不会仅仅是这一建设话语的个体，极可能是由这一建设话语个体所标示的一个群体。 文艺权威话语显然是权力话语，因为其话语主体由话语权威来承担。恩格斯针对巴枯宁的“打倒一切权威”从而实现个人完全自治的口号，提出了权威存在的重要意义，他引用但丁在《地狱》篇中的诗句“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表明现代大工厂需要权威。其实这也适应整个社会制度，也就是说，人一旦进入某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必须是有权威的社会制度。恩格斯说：“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② 权威不顾其他意志的反对而能让自己的意志得到别人的服从，这一功能的实施，也就是权威的实践。恩格斯说的权威是政治上的权威，但同样也适应话语权威。话语权威的实践，就是这种话语权威自身拥有的话语形式不顾其他话语形式的反对而能被服从的过程。文艺权威话语由其权威引导的话语实践是很复杂的，但事实是文艺权威话语在其形成之初的延安解放区就得以实践，描述其内在动因和实践过程，也许相当重要，在此，则是从描述文艺权威话语的结构特征来达到上述目的。 一、明朗化：双重言说系统 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一直被当作典范来称颂。其中的一个意思也许正是他的政论白话文写作做到了真正的“白话”之“白”，这就是文艺权威话语的明朗化特征。当年胡适之提倡白话文，解释“白话”时说：“白”就是“说白”之“白”、“清白”之“白”、“黑白”之“白”，就是明白干净。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完成了五四白话文提出的目标，好像胡适也在某个地方说过：共产党内就是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最好。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不像一般记叙性写作，记一件事，抒一段情；也不像一般议论文写作，举几个例，讲一番理。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目的在于建设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学理，这种学理，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实践哲学。因此，如何把学科专业性的政治学理结合到“白话”之“白”中，这就在文艺权威话语的话语形式——政论白话文上设置了高度。 对于这种话语形式，萧三在四十年代有一段精辟的评论： “一直到现在，毛泽东仍然是第一个能用最浅显的语言说明最深邃的理论与最高深的原则的人。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诙谐百出、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严正，备中肯綮，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礼堂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在古今中外的巨人中间，我们只有将毛泽东同志比之于列宁和斯大林。而泽东同志又独具道地的、纯粹的中国的风格。”④ 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第一，这段话概括出话语形式和文化后援的结合达到了“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和“意味深长，涵义严正”的两极效果。第二，毛泽东的话语形式，是以政论白话文称呼的，因为从后来的研究者回看文艺权威话语的话语形式，是以著之于书的物质形式的文本作为对象的；但实际上，这种话语的话语形式包括的因素还要多一些。文艺权威话语的文本，在当时不仅仅指那些写作的文本，还包括演讲、报告、讲话的文本，而这些文本留给后来研究者时，就消失了话语的许多细节。而这些细节本应是话语形式的因素，诸如演讲者本人讲话的手势，姿态，神色，带点湖南方言的腔调，都对文艺权威话语的形成起过作用，但是这些都已经随时间消失了。第三，文艺权威话语的接受群体，不是单一的群体，这个接受群体是个多层化的群体，这就决定了文艺权威话语的话语形式不可能采用单一的言说体系。萧三的评论打开了研究文艺权威话语的话语形式的某些窗口，但他仍然没有道出文艺权威话语明朗化特征的个中奥秘。 不妨先来看一段毛泽东政论白话文的文字： “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