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2-090-06 1990年代被视为中国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文化转向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同时导致了各种文化资源的分化与重组。人们如此描述进入1990年代后的诗歌写作：“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于是在“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1] (P182)。 新诗研究同样如此：在社会文化环境出现迁移的情形下，1980年代确立的某些研究观念和范式，进入1990年代后逐渐丧失了强大的话语优势，其历史势能有被耗尽之虞。对于1990年代以降的大陆新诗研究而言，“边缘化”似乎成了其难以挽回的命运趋势；这不仅是就新诗研究在社会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处境，而且也是就其在整个中文学科中的位置来说的。另一方面，“边缘”的位置却为新诗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它进行着某种蓄积、调整和转变，使自己的1990年代同1980年代区别开来。 1980年代余绪：现代主义研究 新诗研究在1990年代所显示的最大变化，也许是研究者历史观的改变。在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思想氛围和诗学情境中，出于对政治化因素干扰的激烈反拨，追问历史“真实”、探寻诗歌“本体”，成为新诗研究的主要目标。同时，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语言学转向”，此际的新诗研究沾染了浓烈的“自律”色彩和审美主义气息。在这些研究方式背后，隐含着一个牢固的历史观念：新诗的历史是有着连续的延伸脉络、朝向进化之路迈进的历史。正是在这个观念的指引下，一些曾经遭受压抑的诗歌潮流(流派)和母题被释放出来，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梳理和辨析。 值得注意的是，与1980年代诗歌的文化英雄姿态和精英意识相适应，当时新诗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向是批评甚于学术建构。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新诗语言的真正探讨，要在199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才得到体现；而系统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论著，也均出版于1990年代中期以后，如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吕周聚《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这种现象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上述各具特色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作品，体现了1980年代重视“本体”研究、具有审美主义特征的氛围的延续，并构成了1990年代新诗研究中势力强劲的景观，带动了新诗其他方面研究。以至于有论者总结说：“以流派为基础，以现代主义诗潮为中心，以传统与现代融合为理想，集中于审美、观念层面的研究，已经成为新诗研究一个主要‘范式’”[2] (P267)。 可以看到，构筑完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历史的叙述框架，是这些论著孜孜以求的目的，不过它们各有侧重点。例如，孙玉石试图重新阐释由朱自清、李健吾等人创立的“现代解诗学”，将其描述为一个较完备的理论形态，使之成为兼具问题深度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从而完成他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史论建构；由此，他站在“本体”论立场上，提出了以“融合论”创建“东方现代诗”的构想： 所谓融合点，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诗歌在关学范畴对话中呈现的相类似的审美坐标，也就是相互认同的嫁接点。在现代诗中这种寻求表现得最突出的是：意象的营造，含蓄与暗示的沟通，意境与“戏剧性处境”的尝试。[3] (P467) 事实上，寻求中西文化“融合”与诗学“会通”，也是其他许多现代主义诗歌史著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成为众多研究者挥之不去的情结。比如张同道在其论著的导论中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特质确定为“中西文化的宁馨儿”，认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的产物。因此，它的许多品质是西方的；同时，它依旧属于中国本体文化，是中国新诗的一支并且是中国古典诗的创造性延伸，尽管这种延伸是以叛逆的姿态完成的”。[4] (P9)此外，强调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现实指向、本土特征及其“中国性”，也是这些研究的相似之处。 相较之下，王泽龙的论著更愿意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抽取几个关键节点，将中西融合的思路转化为剖析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民族化与现代化的“问题”意识：“注重精神世界探索与突出心灵体验的内心化倾向”、“意象体系的现代化”、“结构的无序化与语言的陌生化”[5] (P11-13)。而王毅的论著则“没有勾勒‘现代’的进化线索，也无意设定中西融合的终极理想，而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切入，带着鲜明的理论‘先见’进入历史，在价值信仰缺失的层面，对不同时期现代诗歌的特点、内在差异及具体文本做出深入解读”[6] (P67)，其散点透视的论述方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无疑是1990年代新诗研究中的强势话语，但它的理论依据植根于1980年代的文化情境中。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有人在谈到这一“以‘现代主义’为核心原则的经典性叙述”——“经徐志摩、闻一多等‘新月’诸子之手，现代诗已日渐由五四的歧路，回归艺术的正途；而戴望舒、卞之琳……折衷于古今中外之间，斟酌损益，更已确立中国现代诗的特有面目，并终于在四十年代广泛的国际交流中迎来‘西南联大诗歌’的高潮……”[7] (P338)这番论述道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正遭遇的某种困境。正如有论者指出，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谈论因与“现实”、“传统”、“民族”的联系，而“得以容身于80年代的文化、权力秩序中”，“它的活力和有效性，也依托于80年代特殊的‘抗辩’结构，鲜明体现了当时的历史逻辑”；但是，随着历史语境的迁变和“抗辩”结构的消失，有关的谈论则逐渐“沉积为一系列教科书里的常识”[6] (P65-66)。或许，经过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掘、整理和强化后，这样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