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72(2007)02-0054-04 一、“顿”是新诗格律的中心环节 卞之琳基于对“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原理的认识，考究了我国古典诗词和西方诗歌中“无韵体”(black verse)的规律，借鉴了“新月派”的“新格律”实验失败的教训，探查了现代汉语的基本规律，特别是根据现代口语的内在特点，提出“顿”(或“音组”、“音尺”)在建立新诗格律中占据着关键性位置，是新诗格律的中心环节。这种理论主张的提出，也是建立在卞之琳自己的创作实践基础之上的——除了初期的作品及少数自由体外，卞之琳的诗歌(包括他在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多是格律体。 卞之琳认为我国的古典诗词的格律基础都可以用“顿”来分析，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押韵”。(比如何其芳在《关于现代格律诗》就说，如果只是顿数整齐而不押韵，它和自由诗的区别就不明显。)他说，“脚韵与格律不可分，但与更属诗艺的双声叠韵一样，不是格律的中心环节”[1] 136。对于诗歌格律的研究来说，这种主张是非常有见地的。例如，赵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并没有押韵(且前、后两行的字数并不相同)，其格律效果就是通过诗行的有规律的顿数实现的。这首诗中每行的顿数都是三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同时，他考察了西方的诗歌，认为西方诗歌中的“无韵体”，比如莎士比亚的一些诗剧和米尔顿的长诗《失乐园》就是“无韵而有格律”。他还认识到，在白话新诗的“顿”(或“音组”)内部不必讲究平仄或轻重音，因为白话中插用了虚词，平仄就不起关键作用，而音的轻重又往往随地区而异。 卞之琳分析了“新月派”时期的“豆腐干诗”在实践方面失败的原因。他虽然批评说，以“戴着脚镣跳舞”为格律体辩护“只能是自我嘲弄”，闻一多在20年代开始探讨新诗格律而“不幸向西方借过来的这句糊涂话不知害苦了多少同道上的探索者”，但他并不苟同于一般人对“新月派”机械模仿西洋诗格律的指责，认为“豆腐干诗”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勉强用字数为量度诗行的单位”。而究其根源在于，当时的格律诗试验者和反对者缺乏对现代汉语和现代口语的研究，都没有意识到“现代口语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而是自然分成几个字一组说出来的”。[1]179-180但他还是赞同闻一多提出的“音尺”概念(也即卞之琳常用的“顿”)，并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由说话(或念白)的基本规律而来的新诗格律的基本单位‘音尺’或‘音组’或‘顿’之间的配置关系上，闻先生实验和提出过的每行用一定数目的‘二字尺’(即二字‘顿’)、‘三字尺’(即三字‘顿’)如何适当安排的问题，我认为直到现在还是最先进的考虑”[1] 14。 卞之琳在1953年写的《哼唱型节奏(吟调)和说话型节奏(诵调)》中，同意艾青所说的诗的语言基础是日常用语；也赞同何其芳在现代口语的基础上建立格律诗的主张。他还澄清了两点事实：其一，中国字是单音字，但中国语言不是单音语言；其二，现代的日常用语是白话，不同于单音词占大比重的文言。卞之琳分析说明了现代口语的规律和特点：我们说起话来，多是以二、三音节词或分、合成二、三音节组，来一个停顿，也有一音节词一停顿的，但在诗行里往往可以随全行的主导形势而粘附上、下一个二音节词作一顿，也有按四音节一停顿，以语助词或“虚字”(的、了、吗之类轻音节)为条件，否则四音节组自然会分成两顿。他举例说，“大多数的”是一顿，而像“社会主义”这样的四音节组可分为两顿读[1] 121。他还区分了“顿”(或“音组”)与词和词组的区别： 音组是汉语白话诗律的关键因素，而音组一般等于一个词或词组，但也不一定相等，例如“偶然在小河里游”，实际上念起来的自然(也就是客观)分顿是这样——“偶然在｜小河里｜游”(以音组或顿建行，亦即根据此)，而不是这样——“偶然｜在小河里｜游”(主观上要这样念当然也可以)。[1] 162 由以上卞之琳所做的分析和论断，我们可以看到，在卞之琳的新诗格律论中突出了“顿”的中心位置，而且对“顿”的内涵做了较为清晰的阐释。因为“顿”(或“音组”)内部可以有字数的变化，这就使得由顿数组成的诗行内部有更多的组合、变化。但是，卞之琳认为现代口语中二、三字顿最常见。基于对何其芳主张在现代口语基础上建立格律诗的认同，根据现代口语的规律和特点，他强调诗体与散文体不同，“主要更需要以二、三个音节成组，突出与散文体的区别”[1] 216。他还提出“参差均衡律”，即在不强调平仄、不拘轻重的情况下以二字顿和三字顿适当调配——如果诗歌中行行、段段都用一样的顿法，就难免会单调呆板，因此“需要在不破坏基调的条件下有种种变化”[1] 144。 二、“说话型节奏”和诗歌的语言音乐性 在1953年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中，与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和非现代格律诗的分类不同，卞之琳把诗歌区分成了“说话型节奏”和“哼唱型节奏”两种基调，即“诵调”和“吟调”。[1] 141① 他这种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划分，就是以诗行中结尾是“二字顿”和“三字顿”的不同为依据的：“一首诗以两字顿收尾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优势地位的，调子就倾向于说话式(相当于旧说‘诵调’)，说下去；一首诗以三字顿收尾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优势地位的，调子就倾向于歌唱式(相当于旧说‘吟调’)，‘溜下去’或者‘哼下去’。”[1] 41他认为，两者同样可以有“语言内在的音乐性”。“吟调”的长处是“韵脚响亮、节奏明显”，而“诵调”的特点是“比较柔和自然，变化也较多”。[1]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