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2-0013-10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天地四方，多贼奸些。 ——《楚辞·招魂》 21世纪初开，香港岭南大学主办“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会中夏志清与刘再复就张爱玲和鲁迅的文学史定位，双方展开剧烈交锋。刘再复批评夏志清没有反省《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偏颇，要求他：“扬弃审美过程中的政治情绪与政治术语”①，对此书用双重政治标准在一味褒奖张爱玲成就和其“反共倾向”同时，却否定了鲁迅、赵树理等左派文人的文学成就，深感不以为然。刘再复将张爱玲称之为“残酷的天才”，但没有贯彻到底，她在离开大陆后应邀写了几部反共之作，丧失了其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因此在张爱玲和鲁迅之间，他会更喜欢“把天才贯彻到底”的鲁迅。夏志清回应道，如果说张爱玲是夭折，鲁迅则更加失败，张爱玲夭折是为了生活，鲁迅晚年被左联利用做左翼领袖更不可取。② 总括来说，这场争论冰山一角地暴露出海外和国内学人至今依然对张爱玲的基本价值判断存有的巨大分歧。有人不断把鲁迅和张爱玲放在同一个历史坐标来衡量和判断孰优孰劣。另一位大陆学者王晓明也曾做过类似的比较：“倘就艺术创造的整体分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1] 80年代在大陆文学史出土的作家除了张爱玲，还有沈从文和钱钟书，何以后来鲜有人将后两者与鲁迅作比较？反而动辄把张爱玲和左翼精神领袖鲁迅相提并论？而为何这种比较又格外耐人寻味，引起大陆学界的紧张和焦虑呢？ 要追究下去，最初将张爱玲和鲁迅作比较的当然不是海外的张迷，也不是许子东所指称的“国内的新锐学人”③，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胡兰成：“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2] 30胡兰成率先指出了张爱玲与当时五四左翼传统的格格不入，而这种摩擦从文学观一直到后来张爱玲所选择的个人主义和政治姿态，都不见容于以左派思潮为主导的大陆文学史写作一直长达三十多年。 80年代中国学界重新让张爱玲浮出地表，张爱玲并没有因而马上被供奉到大师的殿堂，这里头张爱玲重新遭遇一个国内学界对她的渐进接受史，而这种接受尺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在大陆鲁学的参照系里进行。刘再复认为大陆整个80年代对文学史的政治写作和半政治写作已有很多反省，所以原先被打入冷宫的非共产作家才得到公正的评价。④ 言外之意张爱玲在大陆非但获得平反了，而且还缔造了“她的神话”⑤。其实刘再复似乎高估了张爱玲在当下大陆文坛的正统地位，因为张爱玲是否已在大陆得到公正评价还有待观察，况且这种公正在多大程度上在现今的大陆文学史是否反映出来还是一个问题。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从林传甲应命给京师大学堂编写讲义，写了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开始，文学史的书写就和国家教育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执政者看来，作为教学的文学史叙述肯定对国家形象以及民族精神的建构有所帮助，因此近百年来，文学史所承担的教育责任，早已使它变成了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⑥。左翼精神领袖鲁迅长年被意识形态供奉于主流论坛，非共产作家者如张爱玲虽已逝世将近十年，可是她能在多大程度上大步迈入大陆文学史的正统论述中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梳理其中的演变和推进，有助于让我们理解到大陆文学史写作对一个非主流作家的接受限度，这跟1949年建国前文坛对张爱玲的评说会有何不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怎样的功能和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论述的背后在多大程度上出现刘再复所谓的偏颇？当代国内文学史写作对张爱玲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的认知？其中的异同在哪里？这些疑问恐怕已纠缠不清于国内学人的一个更为尴尬和焦虑的大命题里：如何迎送张爱玲的魂兮归来？正当大陆文学史的神坛供奉的还是一尊至高无上的一代神明——鲁迅。 夏志清与建国前中国大陆对张爱玲的评说 在海外学术界，一般公认《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大的意义在于首次以巨大篇幅把张爱玲写进文学史，把张爱玲放在鲁迅地位之上，推荐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兼最重要的作家”⑦。当然，最早持肯定态度发表专文论述张爱玲的评论家，不是远在美国的夏志清，而是傅雷和胡兰成。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1944年5月上海《万象》杂志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高度赞扬《金锁记》的写作技巧，“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3] 9。胡兰成也在1944年5月、6月上海《杂志》第13卷第2、第3期发表《论张爱玲》，认为“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2] 30。前者是以形式技巧肯定张爱玲，后者主要是以内容与作家思想来诠释张爱玲，但双方都不约而同表达了对张爱玲的才华可能在未来会有枯竭的忧虑。傅雷当年发出感叹：“才华最爱出卖人......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聊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是奇迹，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3] 18胡兰成也曾说过“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若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2] 23基本上这种担忧在某种程度上在后来的不幸言中，也成了往后大陆学界在评述张爱玲的时候所要每每强调的，甚至有者还暗示这是张爱玲当年的政治不正确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如唐弢的这一句话：“以后出于政治偏见，张爱玲满足于浮光掠影，道听途说，不能深入地描写真实的生活......起点即是顶点。而傅雷当年的评述，‘不幸而吾言中’，竟成为不易之论了。”[4] 370现在的刘再复不过是把这种感叹转换成一种价值判断表达出来而已：“瞧！这个夭折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