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2-076-07 施蛰存在其作品中给我们提供了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类男女关系的范型。他所钟爱的男主人公往往有着知识者的素养，同时兼有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的背景，他们或漫步在城市的街巷，或是往返于城乡之间，不断地邂逅女子，与之谈话、调情，然后迅速分手告别，“发乎情而止乎礼”，在这个过程中自得其乐。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男性人物决不是浮华浪子，而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作品中的穿梭同时也起到了结构上串联的作用，往往正是其悠游的步伐构成了作品叙述的动力。在两性关系中，这些男性形象往往是占有主动地位的一方，同时，他们处理情感的方式无不带有现代都市人的色彩，热情大胆，又有着知识者的节制。总之，这类形象很像波德莱尔笔下的城市漫游者。“漫游”这种方式既构成了他们在作品中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构成了这类小说的结构方式。与男性漫游者相对的是“善女人”这类形象。所谓“善”，实际是一道德概念，这些女人并不像作品中的男人们一样现代，相反，她们往往受到小城镇保守的文化氛围的影响；如果生活在上海，也多是没有职业背景的“少奶奶”形象。与刘呐鸥、穆时英笔下活力四射的尤物们不同，施蛰存的善女人们生活得保守而小心，在男女交往中往往处于被动的一面，和漫游者们步伐、心态的变幻不定相比，这些女人们往往期待着更为实际，也更为安定的生活。这两类形象的相遇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在周身散发着现代都市气息的男主人公们对有着城镇保守文化背景的女人们的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背后，则是这两种文化空间的对视和交融。 男人对女人的挑逗、诱惑以及女人的心动和犹豫，这些细微的两性间的感觉被赋予了浓重的文化内涵。这里已不同于新文学作品中男女关系的“启蒙”范型，拥有知识背景和现代意识的男人们不再劳神去给学识、眼界都低于自己的女人们灌输任何新的思想观念，在两性的接触中，他们更多的是在服从自己的欲望，虽没有沉浸在卑俗的肉欲中，却致力于营造一种“色情”的氛围，使自己可以从容地窥测、体味女人们隐秘的心理和情绪，并以此获得满足。赵毅衡先生指出过，色情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现象，色情与生殖间没有任何关系，是“高级文明从生物性基础上剥离下来的纯粹的性意识”[1] (P3)。施蛰存作品中的色情文化正体现了现代作家们在两性关系这一主题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对于这位深通弗洛伊德理论的中国作家来说，弥漫于其作品中的色情氛围大大加深了对人物心理的开掘深度，使其在心理描写上超越了同时代作家的水准，在整个现代小说的发展中具备了重要的开启意义。 我们可以将“善女人”和“漫游者”的相遇情形分为三种情况进行解读：男女主人公在小说中的实际相遇，这类作品以《闵行秋日纪事》、《梅雨之夕》、《雾》和《港内小景》为代表，从创作时间的先后上，我们可以梳理出施蛰存在处理该题材时手法和感觉上的微妙变化。第二种情况是女主人公出现，而男主人公缺席。这类作品虽然只有女性人物的出现，但整个小说是以某种男性视角写成的，而且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作品的“隐含作者”有着明确的知识者背景，且有着现代都市的生活经历。他在文中和女主人公构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可以说，女主人公心理流程的展现，是在两者的相互激发中完成的，在这里，有着都市生活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全体构成了与文中善女人相对的漫游者的形象。这一类型更具象征意味，以《周夫人》、《狮子座流星》和《春阳》为代表。第三种情况是男主人公出现，而女主人公缺席。这类作品多是男主人公沉浸在一己的性幻想中，之所以将其归入这种模式进行分析，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男性均是知识分子且通篇充溢着强烈的色情氛围。这一类以《梅雨之夕》这部集子中的《魔道》和《夜叉》为代表。 一、“善女人”和“漫游者”的相遇 《闵行秋日纪事》是施蛰存早期小说集《上元灯》中的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评论这部集子时，盛赞作者柔和的文笔、安详的态度，在提到《纪事》这篇文章时，也认为它“通篇交织着诗的和谐”[2] (P168)，但如果从男主人公的角度大体分析一下这部集子中同一类型的作品(男女主人公现身，且男主人公是知识分子)，就会发现该篇的独异之处。《上元灯》、《妻之生辰》等作品我们往往可以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找到它们的影子，这些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无一例外的有着知识者的背景，同时经济拮据。“书生”一旦没有钱，在两性关系中的处境就会相当被动，这两部小说中的男人在与女性的交往中，更多的要靠女方的同情和怜悯来维持自己的体面。他们的知识背景只是用来方便地抒发哀怨的情绪。这里依然没有脱开五四作家小说中男女关系的范式——男人因为“穷”，所以可以无所顾忌在小说中自怨自艾，他们往往比女主人公更为敏感，更为女性化。这使得男女双方之间的关系因缺少了暧昧的色情成分，及应有的悬弛和紧张，而变得相当的纯净明朗和诗意化。换而言之，在这类小说中，男人实际是无“性”的，因此两性间的关系得以简化。 《闵行秋日纪事》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信息。作品中的“我”有着明显的知识修养，但经济上并不宽裕，似乎是个混迹在上海的无业游民。但是“我”看待女性的眼光已经有所不同。“我”在客车上和那个美貌的少女相遇，并通过“我”的眼睛描写了车上诸种人的反应，或默然、或嫉妒、或羞涩而爱慕，唯有我却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用“一种坚强而持久的目光”注视这个女子。果然，在我的目光下，这个处事老练的少女微微露出了一丝窘态。之后，“我”和这个女子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但叙述者一再声明自己对她并没有染指的企图，同时自己也不是放纵性欲的浪子，对这个少女的热情不过是“要认识每一个美貌的女子”。这种看似玩世不恭的态度背后，所包含的信息无疑相当复杂，作品中的“我”在两性关系中已经没有了落魄的知识者的羞涩，而是大胆起来，放肆地欣赏对方，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和这女子是在车厢中相遇的，车厢作为流动的现代性的空间，也决定了我对她感情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拒绝占有，而是保持着相当的灵活度，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意淫”，即将自己的欲望淡化，然后不加掩饰的将它释放出来，获得某种满足。因此，男主人公的行为充溢着色情暧昧的成分，却不放荡下流，他对这个少女的感情中纠缠着欣赏、好奇以及欲望等种种成分。正因为作者将各种感情淡化，整个小说的基调显得含蓄蕴藉，由此获得沈从文先生的青睐。但毫无疑问，男主人公“我”已经有了极为明显的现代人特征，他看待女性目光的专注而持久，处理个人的感情轻佻却又郑重其事，在整部作品中，他是唯一一个异质性的人物，在这趟从上海到乡下的旅行中，他的目光确实给小镇平静的生活带来了某些不安定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