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是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并引起过广泛争论和社会反响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哈佛大学法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教授白璧德(Ieving Babbitt)，以及穆尔(Paul Elmer More)、薛尔曼(Stuart P.Sherman)、福斯特(Norman Foerster)等人。白璧德又自称其新人文主义为实证的人文主义，这种实证的人文主义是建立在他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的反省基础之上的。针对科学的自然主义和感情的自然主义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白璧德提出了两条挽救时弊的措施：(一)昌明“人事之律”，即要求人要有理性和道德意识，能遵守纪律，讲求秩序，抑制私欲，崇尚和平，用古今一切有关个人内心修的道德规范来培养自己，熏陶自己，约束自己，完善自己。(二)实行“人文教育”，即“教人所以为人之道”，这种“为人之道”，“宜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而折衷而归一之”，比如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东方的释迦和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道”，今宜取之而加以变化，以“用作人生之模范”，从而使人明白为人的道理。白璧德还力主恢复古代“希腊人的闲暇之义”。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保守主义文化和文学派别。它因《学衡》杂志而得名。《学衡》杂志是1922年月1月，由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等人在该校副校长刘伯明的支持下创办的一份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以宣传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批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保守主义刊物。自创刊至终刊，前后为《学衡》撰稿者不下百人，但其灵魂和核心是吴宓、梅光迪、刘伯明、胡先驌、吴芳吉等。后来人们把这一以《学衡》为阵地的保守主义文人群体称之为“学衡派”。“学衡派”的理论来源主要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他们中的很多人，如吴宓、梅光迪等就是白璧德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生。关于“学衡派”与白璧德主义的关系，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① 本文拟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观、文学观和人生观等三个方面就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作一新的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对“学衡派”文化观的影响 在新旧文化问题上，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学衡派”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依据“今必胜于古，新必胜于旧”的进化论而提出的“弃旧图新”或“破旧立新”的主张，认为文化演化是一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由新而旧、由旧而新的过程，新旧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绵不断的传承关系，新是旧的蜕变，旧是新的根基，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举凡典章文物，理论学术，均就已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同时，新旧的概念又是相对的，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异，昨以为新，今以为旧；常人以为新，识者以为旧，中国以为新，西方以为旧。所以，“凡论学应辩是非精粗，论人应辩善恶短长，论事应辩利害得失，以此类推，而不应拘泥于新旧。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② 更何况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尤其不能以新旧为评判是非优劣的标准。吴宓就明确指出：“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因之，若论人事之学，则尤当分别研究，不能以新夺理也。”因此，他主张“并览古今”，而反对局限于“新”。③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他们根据Matthew Arnold对文化的定义，认为文化是古今思想言论的最精美者。文化既然是古今思想言论之最精美者，那么，“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具体而言，他们认为，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和耶教融合孕育而成，因此，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就必须认真研究孔教、佛教、希腊罗马的文章哲学和耶教的真义，取孔教之人本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为一炉，这样才能“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④ 由此出发，他们坚决反对新文化派提出的中国新文化之建设只能是西方文化的移植，用西方的“新”文化取代中国的“旧”文化的主张。他们指出，在光绪末年，国人忧国粹与欧化的冲突，以为欧化盛则国粹亡，因而倡导保存国粹，反对欧化。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派则反其道而行之，以为国粹盛则欧化亡，因而主张“先灭绝国粹而后始可输入欧化”，“其实二说均非是”。因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新文化派之所以认为国粹与欧化不能并存，要输入欧化就必先灭绝国粹，原因有二：其一，他们只以“新旧”划线，“但以称新，此外则加以陈旧二字一笔抹杀。”而在他们的眼中，只有西洋文化才是“新文化”。⑤ 其二，他们对于西洋文化，“无广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浅，所取尤谬。”⑥ 因为对西洋文化有无精深研究，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读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否之，“专取糟粕，采卑下一派之俗论者，则必反而痛攻中国之礼教典章文物也。”⑦ 他们进一步指出，新文化派视国粹和欧化为相互对立的两极，以为只有在“灭绝”国粹的基础上才能输入欧化，造成新文化，因而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攻击不遗余力，然而其结果，“于造成新文化之本旨，实南辕而北辙。”⑧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他们接受了白璧德等人关于孔子与耶稣、释迦和亚里士多德是“全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伟大”之“人文主义者”观点，不赞成新文化派对孔子及其儒学的激烈批判，认为孔子不仅是中国文化之中心，“孔子生前数千年之道德经验，悉集成于孔子，而后来数千年之文化，皆赖孔子而开”⑨，同时，孔子也是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齐名的世界文化伟人，其“学说为全世界已往文化中最精粹之一部也”，⑩“值得全世界受过科学洗礼的人去崇拜”。《学衡》创刊号之插图并列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画像，此即表明“学衡派”对中西文化这两大哲人的尊崇。他们在文中还经常将孔子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思想有不少相通之处。吴宓在《我之人生观》中便写道：“吾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之义，求之于泰西，得柏拉图。柏拉图之时势与怀抱，与孔子最相近似。”所以他主张对孔子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进行认真系统地比较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中西两大文明的融合。胡稷咸和郭斌龢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胡稷咸认为：“……其(希腊)文明之性质与中国之文明颇相仿佛。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所研究之主要问题，厥为人类道德之增进，与我国孔孟所讨论者同。……亚里士多德之伦理学中，亦以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目的。而其所谓中道者，又与孔子中庸之教相吻合……与孔孟同主张人本主义。”(11) 郭斌龢指出：孔孟之道，中正和平，但主节欲，不主禁欲，更不主纵欲，教人但为圣贤。圣贤即最好之人而已。“此种以人为本之主义，与古希腊人之态度颇相似，平易近情，颠扑不破。”(12) 这些言论与白璧德的观点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