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危机意识 2006年10月12日第九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在大连召开。会上，王富仁教授做了引人注目的发言，他从自己新近提出的“新国学”概念入手描述了现代文学研究在今天遭遇的危机以及应对策略。在他看来，近年来兴起的复兴传统文化的舆论潮流对现代文学的合法性造成了较强的冲击，以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再次背上了割裂传统的骂名，并面临着被否定、被忽视，进而被排斥在中国历史传统之外的危险。针对这一危机，他提出要重新界定、看待传统以及对传统的研究——所谓“国学”。以往通常将“传统文化”等同于中国古代文化，将“国学”视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专门学问。而王富仁提出今天中国所借助的传统决不仅指古代传统，同时也应该包括现代中国的传统，以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就是这个现代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旧的“国学”观念也应该被“新国学”所取代，它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从古至今所有属于中国的文化历史。王富仁的发言在与会者中间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赞同他的说法，认为这是关系到现代文学研究生死存亡的大事，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过虑了，将“国学”概念扩大到无所不包的范围不会产生有效影响。 “新国学”的概念是否成立，能否产生广泛的效用还有待时间检验，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相关言论背后蕴涵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几乎已成为现代文学学科的标志，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就不断在现代文学的会议中看到这种危机意识的表达。如果联系到新文学自诞生之初就是伴随着各种指责成长起来的，那么因现实意识引发的危机意识就是不可避免地内在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它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张力，某种程度上，它正是现代文学研究活力的来源。尽管有的学者担心现代文学研究过于受到现实意识的干扰而提出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方向，但从各种危机意识依然不断涌现可以看出现代文学研究的动力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的开放性，特别是对现实的开放性。许多曾经被“充分”研究过的课题之所以仍具有被重新挖掘的可能性并非因为“新材料”的出现而在于理解方式、问题意识的调整。 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的发生问题 关于现代文学与“时代”、与“现实”的密切关系，王晓明的论文《“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① 做了宏观的梳理。作者在文中指出：由于中国的进入现代是一个被迫的结果，因此整个现代进程中包括双重的冲动，一是“西化”的冲动，二是“超越”西洋的冲动，它们构成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纠结，而现代文学正是“赋形”和扩展了这种冲动，由此形成了文学与时代的共生关系。在作者看来，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核心是如何“超越西洋”，而今天的中国仍处于“现代”的跋涉之中，在现实层面，西洋对“世界”的规划依然制约着我们的认识，因此，现代文学中表现出的超越西洋、抵抗情感“西化”的传统格外需要珍视，有待重新描述和阐释。 有关现代性问题，90年代中期以来就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命题，李怡的专著《现代性：批判的批判》(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特别回顾、梳理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产生的历程，并指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能通过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引入加以完全呈现，“现代性”并非预设理论而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具体到文学研究领域，“与其说我们是要以‘现代性’的框架来‘重写’中国现代文学，不如说是要呈现中国现代作家在文学中的‘现代性’感受。” 由杨匡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4月)也是以文学现代性问题作为开端。书中论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对于现实生活、对于新文化\新文学的想象”。在“文学的现代性”的部分，作者(黎湘萍)分别从古今意识、现实意识、白话文的建立、时空观的改变、语言革命、文学现代体制的建构和解构等视点讨论了与文学经验相关的“现代性”核心价值。在“左翼与延安”的部分，作者(李洁非)则通过剖析延安文艺的理论与实践勾勒出现代转折时期新文化建构的历史内涵。除了从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性问题入手，本书的其他章节还分别从“文学的社会向度”、“文学的审美形态”、“现代传媒与文学生产”、“文学家的精神状况”、“放逐文学与留学生文学”等一系列专题问题入手全面描绘、解析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经验与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1期上发表的一组“‘现代文学的发生’笔谈”则从“起源”这个更具体的角度切入，反思了现代文学发生的多样性，力图打破以往对于现代文学来源的单一想象和断裂性历史叙述，还原其丰富的历史关联。其中吴福辉的《“五四”白话之前的多元准备》指出文学书面语在“五四”之前产生的两种变体(“松动的文言”和“过渡的白话”)分别为“五四”白话文的出现准备了转变的环境和模仿的样本。刘纳的《当下对“五四”的追溯：面对解构》指出90年代后解构主义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但如何有创造性地运用它而非庸俗地运用仍有待研究者慎思。丁晓原的《从新文体到“随感录”》分析了晚清梁启超代表的“新文体”与“五四”出现的“随感录”之间的共通性，试图挖掘其内在的历史关联。袁国兴的《文体意识的建构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从话剧与现代戏曲的关系谈起》和汤哲生的《“鸳鸯蝴蝶派”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分别挖掘了现代戏曲和“鸳蝴”小说这两个新文学对立面身上的“现代性”因素。旷新年的《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关系的重建与现代文学的发生》指出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于对个人、家族、国家的重新叙述和安排，现代文学的目标在于对民族和个人的双重建构，因此现代个人的起源与民族主义目标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王风的《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兼及“新文学”、“现代文学”的概念问题》分析了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自我起源叙述”如何造成了关于新文学起源的线性描述，但是从周氏兄弟在语言等问题上的不同思路可以看出《新青年》群体实为带有不同资源的多重力量的共同体，他们造成一个立体结构，并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方向。要想梳理清楚其中的历史脉络有必要打破将“晚清”与“五四”视为两个整体所带来的局限，同时亦有必要区分“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概念，将前者还原为发端于文学革命的新的文学传统，而将后者理解为20世纪上半期的一切文学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