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3-0055-21 自20世纪初期开始，陈独秀、鲁迅等现代知识分子就将“弱小民族”及“弱小民族文学”的概念引入现代启蒙话语当中。本文采用的“弱势民族文学”[1] 概念是对前者的沿用和改造，它是指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相对于英、法、德、美等西方强势民族文化的文学而言，在现代世界历史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特别是处于(或者曾经处于)被殖民地位的民族文学，在20世纪下半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中，它又以一种变体形式得到延续。笔者认为，弱势民族文学的具体所指并非固定不变，它在我所设想的用于描述民族文学关系的话语整体中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特征，对它的语义分析也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综合考察主客体两个方面的因素。其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的语义变迁，一方面取决于运用这一话语的主体意图及其政治、文化立场；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又取决于世界局势和国内现实文化的复杂变化。以下试对20世纪下半期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做一个系统的论述。 一、前30年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中华民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民族主权和领土两者均获得统一(除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之外)，民族意识空前高扬，为政府动员社会力量进行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同样是列宁所说的处于国际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之环节的成功，所以，中国在战后也不得不归于冷战的两大阵营中，并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所做出的“一边倒”的决定，既是政党的理想、纲领和意识形态的选择，也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出于民族利益的最大现实考虑。经济发展落后的现实，仍然时时提醒中华民族的世界处境，民族意识再度成为动员社会力量的有力手段。但反映在对外文化交往上，则不得不逐步放弃了20世纪初期的开放态度，对于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化采取敌对、批判和排斥的态度。并且，与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其他工作一样，建国后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也被纳入民族文学建构的规划之中。1951年召开“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1954年又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文学翻译成为国家文化蓝图的一个部分。 这在建国初期的文学翻译实践中就已经显露出来。早在1949年7月，作为新中国文艺领导人的周扬和茅盾，一面批判以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欧美文学，一面强调应加强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的学习[2：19-46] [3：19-46]。1949年10月创刊的《人民文学》发刊词指出：“我们的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宝贵经验，以及卓越的短篇作品。”[4] 具体到外国文学的翻译实践中，表现为全方位的译介俄苏文学①。对于欧美文学虽然仍有译介，但大都是19世纪之前的古典文学中反映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的作品，而对于现当代文学则主要限于革命文学的范围[5]。同时，在对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学的译介上，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择标准恰好与民族意识的高扬相重叠，他们既在政治阵营的划分上同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是原来意义上的弱势民族国家，因此其译介也就比较频繁。此外，就是大量译介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了。 不过，其间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翻译的整体选择也有所调整。从50年代后期起，由于中苏关系发生的微妙变化，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国对于东欧国家的社会变革也持批评和保留态度。为了最大限度地赢得国际支持，加强与非西方国家间的文化联系，巩固反殖民主义阵营，以维护民族独立，保卫民族文化，我国对于其他弱势民族国家采取了同情、援助等外交政策，亚非拉国家便成为中国的当然盟友。② 在文化和文学交流领域，相对于建国初期而言，苏联文学的译介明显减少，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文学译介也随之减少，同时亚非拉小民族国家的作家作品被大力译介。1958年的《译文》杂志，在第9、10两期，连续推出了“亚非国家文学专号”，11月号又设有“现代拉丁美洲诗特辑”。1959年《译文》杂志更名为《世界文学》，同年2月号上主要刊登的就是亚非拉文学的翻译，4月号则又开辟了“黑非洲诗选”栏目。这样，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全国出现了一个亚非拉国家文学的译介热潮。其中，许多亚非拉国家的文学，在建国之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译介。比如，建国前，印度文学只有迦梨陀娑和泰戈尔等极少数作家被介绍到中国，更很少有人直接从梵文翻译作品，“和我们有二千年文化交流关系的邻国印度，他的古代和近代文学名著，对我们几乎还是一片空白”。③ 其他如土耳其，则只有希克梅特的几首诗；波斯文学只有《鲁拜集》；阿拉伯文学也只有《一千零一夜》的节选，等等。这些情况在建国后的几年里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相对而言，同时期的苏联文学译介则不多，英法美等国文学更是限于数十部古典文学作品。 不过，从建国后17年的外国文学翻译总量来看，苏联文学仍然占很大的比重。据统计，从1949—1966年的17年间，外国文学翻译书籍总印数不低于1亿册，平均每种2万册。其中苏联作品遥遥领先，占17年间总量的一半以上④。在新中国的最初7年里，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作家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196种俄苏作品。尤其以苏联作品的译介最为详尽、及时。同时，除德国以外的东欧国家作品也有大量译介，17年间这些国家的古典文学作品(19世纪之前的)译介有80多种、100多位作家的数百篇作品，其中包括密茨凯维奇的长篇小说《塔杜施先生》和《密茨凯维奇诗选》等，还有陈冠商翻译的显克维支的长篇小说《十字军骑士》和《显克维支中篇小说选》，施蛰存、周启明翻译的《显克维支短篇小说集》，吴岩翻译的莱蒙特长篇小说《农民》，萧乾翻译的哈谢克《好兵帅克》，孙用翻译的《裴多菲诗选》等等。这些国家的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则体裁多样，出版有反映当代生活的许多短篇小说集，如《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徐萍等译，作家出版社，1961年)，《阿尔巴尼亚现代短篇小说集》(多人合译，作家出版社，1964年)，《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高骏千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捷克小说选》(魏荒弩译，晨光出版公司，1950年)，《捷克诗歌选》(魏荒弩编译，晨光出版公司，1950年)，《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陈登颐等译，光明书局1952年)等等，到50年代末至文革前，因政治原因才逐渐减少。其他北欧国家的文学也有一定数量的译介，但数量相对于20世纪上半期的20—30年代明显减少。值得一提的是丹麦安徒生的童话作品，是由叶君健直接从原文译出，于1955、1958出版多次，成为几代读者喜爱的作品。此外，丹麦现代作家尼克索(1869—1954)，也从50年代起被介绍到中国，对其作品的译介也比较全面，有代表作4卷本长篇小说《征服者贝莱》，是北欧最早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品，由施蛰存从法文本参照英文本译出。另外还有他的《蒂特三部曲》(邹绿芷等自英文转译)、《红莫尔顿》第一卷(徐声越从俄文转译)、《尼克索短篇小说选》(杨霞华从俄文转译)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