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7)03-0058-05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在这之前，许多本土作家和诗人做过种种猜测，普遍认为回归后创作自由将得不到保障，原先建立的香港文学主体性会像柏林墙一样消失。从回归后的创作看，香港新诗创作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其香港特色不但没有消逝，反而显得更加丰富多元。香港新诗和整个香港文学一样，与内地最大的不同是没有纳入体制内，没有被殖民地文化所同化，没有为殖民者服务的英语文学，没有图书审查制度，作家们均以个体为单位进行艺术创作，这一特点在回归后仍得到保留，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 从上世纪70年代起，香港新诗创作题材离不开历史意识、家园想象和本土意识的建立。在创作方法上，现代主义一直有强大的生命力，在60年代还一度居主流地位；到80年代前期，香港后现代主义诗作开始产生，如梁秉钧的“游诗”，建立了一套富于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观照事物和表述方法。罗贵祥的《在报馆内写诗》，寻求摆放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位置，表现了语言物化后逃离现实的陌生感，寻求出一种后现代表述的可能。[1] (P150)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香港，以簇新的投资和生产模式，重新解构社会的空间秩序。由1967年左派的暴动从反方向催生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延至90年代香港更升级到全世界为之侧目的资本主义后工业都会。由此产生的后现代文化，与工业生产和商品已难舍难分。作为一种跨国性的现代主义思潮和作为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这“三化”已实现的香港，其后现代主义诗作与都市的关系更为紧密，反思或反叛城市的方式更是接连不断。当城市的高楼大厦变得像“石屎森林”时，诗人一方面咒骂城市空间小、密度大、空气差，一方面又接受城市生活的美好享受。后现代主义本来不是要颠覆都市，而是生活在都市的人应如何适应它，消费它，感受它，表现它。回归后香港的后现代诗，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这些特色，而是有较明显的转向。如有的作者用后殖民观念质疑甚至颠覆都市/乡村、西方/东方、殖民者/被殖民者这种二元对立框架，强调两者的稳定性和交融性。 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洗尽国耻的重大节日。对大部分港民来说，殖民地教育使他们很难激发民族激情。对回归中国能否保持言论自由和经济发展，不仅众多市民而且许多诗人均持观望的态度。在内地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的王一桃不同，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以宏大的气势、高亢的旋律和急促的节奏，创作了400多行的长诗《火凤凰》。[2] 长诗对近现代史作出艺术概括，用生动的意象揭示出香港由渔村变为在南中国海腾云驾雾、惊醒了古老亚细亚的东方小龙的历史原委。作者认为，创造历史的不是殖民统治者，而是“用双手垒起金色天堂”的香港人民。作品的题旨是“凤兮归来，归来凤兮”。这里的“火凤凰”，借鉴了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但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经过再创造。“火凤凰”，是香港的化身；它的再生，使资本主义之树结出满枝繁花，使吸纳七大洋海水的自由港，吐出最壮美的浪花。诗人正是带着这种神圣的使命感和狂欢激情，唱出这支屈辱年代沉落、壮丽的火凤凰终于要腾飞的颂歌： 竟变成了 香港新世纪的太阳 从维多利亚海上 一跃而出 激情洋溢的王一桃以多产著称，他的爱港爱国的拳拳之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另一位有“左翼诗人”之称的何达。他们两人的诗作均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其作品很适合朗诵。所不同的是，王一桃的《火凤凰》涂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所采用的是在香港很少见到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王一桃的《火凤凰》及《一九九七：我的回答》[3]，对颂歌一向不发达的香港诗坛来说，无疑为其增添了新品种。 香港回归，世纪梦圆。义愤出诗人，欢乐当然也可出诗人。在此洗雪民族耻辱之际，香港《大公报》和北京《光明日报》联合主办了迎回归诗词大赛，并出版有《香港回归诗词三百首》。这些诗词精品不多，不少属为政治服务的产物，但应指出的是，这些诗词和王一桃的《火凤凰》所表现的欣喜心情与欢快的旋律，与某些香港本土诗人把“九七”到来视为不祥之预兆，是所谓“大限来临”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写法与作者们在内地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分不开，也与南来作家去港后受到各种歧视、尤其是港英政府不承认内地学历，把他们一度迫到了生活底层的遭遇有密切的关系。回归之后，无论是赞颂还是观望、怀疑乃至否定回归的诗人，其热情均冷却下来。人们回头看，所谓“九七大限”其实并没有什么“限”，至少英皇道并没有改名为人民大道，维多利亚海湾也未易名为解放海湾，不同政见的杂志照样出版，所不同的是米字旗不见了，港币上的女皇头像被紫荆花所取代。正因为言论、创作自由依然存在，故一些移民国外的诗人如黄国彬、羁魂，又重返香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这时的诗人比以往多了一层怅然若失的感觉，加上东南亚金融风暴和恐怖分子在美国制造的“9·11”事件给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造成了回归后的无力感，这在一些本土诗人的创作中时有反映。 在香港严肃文学中，散文创作成绩斐然，而散文诗却像弱小的幼苗，虽然也不断有人在培土施肥，但毕竟难长成参天大树。自香港散文诗学会于1997年6月成立后，这种局面有了一定的改变。作家们以香江人特有的文化知识素养，对散文诗的创作方法作了多种探索；以他们对都市生活的敏感，在促进散文诗的题材多样化和现代化进程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香港散文诗发展的最初阶段，先是有少数几位以小说创作著称的作家在耕耘，后有一小批诗人和散文家、评论家加盟，还举办了研讨会，出版了香港散文诗作品集和研究论文集，并数次与内地作家交流。不管香港散文诗作家来自何方，他们所生活的是不同于内地任何城市的国际大都市。这是中国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随着香港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反映都市日新月异的面貌、书写香港街市的变迁和发展以及都市的人文景观，理所当然地成为香港散文诗的一个重要题材。作者们不满足浮光掠影地表现，而注意写出都市居民在日常生存环境中的心理感受，尤其注重香港特有的精神文化生态，对“九七”到来表现了种种忧虑的作品。因为那也是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和作家的心态流露，也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一部分。何况南来作家在表现回归时，也有不和谐的音符出现。如同是歌颂回归的张继春，在他的另一首诗《海港》中，写璀璨的烟花凋谢后，发出这样的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