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345(2007)05-0028-04 从1916年胡适和郭沫若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开始写新诗至今，中国新诗刚好有了90年的历史。 陆放翁有“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句。胡适却充满信心地反过来说：“自古成功在尝试”。他一方面写文章鼓吹“诗体的大解放”，一方面自己动手写白话诗，并“愿大家都来尝试”。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期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在胡适带动下，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清、刘大白、傅斯年、宗白华、俞平伯、罗家伦、田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陈衡哲、黄仲苏、周太玄等等纷纷开始尝试写作和发表新诗。郭沫若也把他在日本写的新诗于1919年夏秋寄回国内发表。1920年有三部诗集出版：《分类白话诗选》(选入68位作者的148首新诗)、《新诗集》(选诗103首)和胡适的《尝试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个人诗歌专集，当时产生很大反响。1921年中国新诗的奠基工作——郭沫若的《女神》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康白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1922年出版了汪静之的《蕙的风》、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田汉的《江户之春》和潘莫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的诗合集《湖畔》。紧接着，刘大白的《归梦》、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闻一多的《红烛》、陆自韦的《渡河》、王统照的《童心》、朱自清的《踪迹》、朱湘的《夏天》、梁宗岱的《晚祷》、俞平伯的《西还》、《忆》、刘半农的《扬鞭集》、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冯至的《昨日之歌》等等，便一部接一部地出版了。 90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短暂的一瞬，在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诗歌史上也只能算很短的一小段，但在伟大时代的感召下应运而生的中国新诗，在这短短的九十年间却取得了不应低估的重大成就。 回顾90年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我想是否可以把它分为三个30年来研究。第一个30年是1916—1646；第二个30年是1947—1976；第三个30年是1977—2006。 第一个30年(1916—1946)，新诗从草创、奠基到不断发展、普及深化，伴随着时代的风云、革命的深入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高涨与胜利，出现了诗人辈出、流派纷呈、各种诗体争奇斗艳、各种思潮交错递进的繁荣局面，逐步形成了新诗既学习西方的各种形式手法，又吸取祖国几千年古典诗歌精华，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各种创作方法、各种流派风格多元互补，努力创造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新诗的优良传统。早在草创、奠基的头十年(1916—1926)，在“五四”新思潮的推动指导下，新诗的创作就进入了十分广阔的艺术天地，出现了你追我赶、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兴旺景象。以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清为代表的写实诗派，以郭沫若、邓均言、田汉、成仿吾为代表的浪漫诗派，以冰心、宗白华为代表的小诗派，以冯雪峰、潘莫华、应修人、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诗派，以徐志摩、朱湘、陈梦家为代表的新月派，各自以不同的特色和姿态登上诗坛。后来的二十年，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格律诗，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又很快形成流派。特别是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诗人们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伟大民族解放斗争，上前线到延安，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后方的诗人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抗战的怒吼，诗歌融入血与火的战斗，枪杆诗，街头诗，郎诵诗，大量出现。以臧克家、艾青、田间为代表的“密云期”诗人，以蒲风、王亚平、林林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派诗人，以胡风、鲁黎、曾卓、绿原、牛汉、罗洛为代表的胡派诗人以及延安、晋察冀的诗人肖三、柯仲平、方冰、刘御、陈辉、蔡其矫、魏巍、严辰和在重庆、昆明、桂林的郭沫若、徐迟等诗人，都以火焰般的激情、高昂豪迈的调子，刚劲明朗的语言，唱出了唤醒民众、奋起抗敌的爱国主义的最强音，掀起了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新高潮。以穆旦、袁可嘉、郑敏、杜运燮、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湜、唐祈为代表的九州派诗人也以自己的方式歌唱时代风雷、倾吐民族心声，把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不断推向新的境界。 第二个30年(1947—1976)，包括了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和10年文化大革命。新诗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坎坷曲折和狂风暴雨，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海峡两岸的新诗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各走各的路。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好诗不多，值得注意、影响较大的只有在国统区大量发表、揭露鞭挞国民党专制独裁腐败黑暗的袁水拍的讽刺诗《马凡陀山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中国大陆开始进入了一个各民族平等、团结、繁荣、幸福的新时代。各少数民族的诗人、歌手们同汉族的诗人们一起用不同的语言和声音，由衷的唱出了激情的欢乐颂歌。虽然由于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七月派”的诗人们被打成反革命，1957年又把艾青、公木、苏金伞、穆旦、吕剑、唐湜、唐祈、公刘、白桦、邵燕祥、高平、流沙河、孙静轩、胡昭、梁南、昌耀、林希、赵恺、高深等一大批新志诗人打成“右派分子”，剥夺了他们歌唱的权利，没有打入另册的诗人们也只能按统一的规范和要求创作，诗歌的天地越来越小，诗歌的道路越走越窄，直至“文革”时期，华夏大地变成“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的白茫茫一片，其中的惨痛教训应当全面总结、深刻记取，但我认为这30年中的前20年，新诗创作仍然是有成绩的，不能全盘否定。50年代初，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铁衣甫江、高深、胡昭、饶阶巴桑、汪承栋、张长等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写出了一批歌唱祖国、歌唱新生活的有民族特色的诗。来自解放区的老诗人艾青、严辰、公木、朱子奇、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张志民、蔡其矫、魏巍、闻捷等等，同国统区的老诗人臧克家、徐迟、邹荻帆等等，与新出现的一大批青年诗人，为李瑛、邵燕祥、公刘、白桦、严阵、顾工、张永枚、雁翼、韩笑、傅仇、梁上泉、未央、高平等等，组成了歌唱祖国春天，歌唱民族新生、歌唱社会主义建设的诗歌大军，他们都曾写下了激情洋溢、真挚感人、各具风采的诗篇。其中，特别是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闻捷写新疆民族生活的抒情诗，李季写石油工人生活的叙事诗和李瑛的各种题材的不少抒情诗，既高扬时代精神，又有个人的艺术独创性，是很有代表性的有思想艺术力量的诗歌力作。 第三个30年(1977—2006)，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新诗乘着思想解放的浩荡东风进入了最活跃、最繁富、最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历史新时期。被打成“右派”而沉默了二十多年的一大批诗人，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以及受牵连的诗人，因其诗风受西方现代派影响而受到排斥并一度从诗坛上消失的诗人，都像“出土文物”一样，重新出现，以充沛的激情，深沉的思考，新颖的构思，唱出了在他们的胸中压抑了多少年的激荡人心或引人深思的“归来的歌”。不算“归来派”但同样在“文革”中被迫沉默的各民族老中青三代诗人也以无比兴奋激动的心情欢唱祖国的“第二个春天”。知识青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诗人，为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叶延浜、李小雨、周涛、杨牧、李松涛等等，更是以全新的姿态耀眼的光彩出现在中国诗坛。新诗潮，后新诗潮，新生代，后新生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各种旗号，多元多样，五花八门。西方在两三百年间先后出现过的“主义”和流派，中国诗坛在一、二十年间便全部演绎了一遍。新诗创作出现了“美丽和不美丽的混乱”。尽管作为对“文革”时期及其以前把诗变成“政治”的简单工具、变成非诗的标语口号的反动，有些青年诗人又走向另一极端，完全放弃诗人的责任和使命，完全不要诗的崇高品格、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把诗当成随心所欲的儿戏，甚至鼓吹“下半身写作”，宣扬肮脏、丑恶和下流，把诗变成毫无意义、毫无美感甚至无聊无耻的另一种非诗的消费品。但总体上说，这30年毕竟使自由的缪斯全面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诗百花争艳、流派纷呈、多元互补的光荣传统，我们对中国新诗的未来应当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