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590(2007)01-0007-08 1990年，台湾都市文学的领军人林燿德前往上海拜访了海派[1] 代表人物施蛰存，后来发表二人合影照片下的标注是：“20年代末崛起的都市作家施蛰存与80年代出发的都市文学提倡者林燿德”[2]，此语初步点明了二者之间的隔代文缘。不仅有立此存照为证，二人还以文字记录了这次聚会，年届90高龄的施蛰存赠林燿德以《白马》诗，诗中有云：“八十年代的现代派，/从香港云游而来/访问三十年代的现代派/……‘我来接受你的衣钵。’/‘迟了，我的衣钵已在牛棚里——化为腐蛆。’/‘我在海外开山，得向大陆寻根，继承佛统。’/‘没了，大陆久已灭佛，连根拔起。’/‘怎么办？难道我是无花之果？’/‘没关系，岂不闻芒草无根？’”[3] 面对林燿德捧奉于眼前的“寻根”礼遇[4]，施蛰存坦诚了自己既感动，又无奈的心绪。如果说《白马》诗展现了一位智慧老人对年轻台湾后生的感激与歉疚，那么，林燿德则以台湾都市文学创作为例，言语确凿地指出在大陆已经“灭佛”的现代派，在台湾却是开花结果。他对老人说：现在的台湾文学界还有很多与施蛰存的写法相似的小说创作，这显然不是善意的安慰，而是确有其实。阅读林燿德等人的都市小说，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他们力图延续海派文学的余绪。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二人看似偶然的会面却具有极大的文学史意义，它暗示了海派文学与台湾都市文学的某种内在因缘，并为现代派文学技法的隔代传承打下了确切的证言。 其实没访问施蛰存之前，林燿德为了给新感觉派正名，就批评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上海二十、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新感觉派作家毫无涉及，非常“令人惊讶”，因而成为“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学史谬误的‘巨著’”[5]。随后，1990年访问施蛰存时，当时大陆对海派文学的评价普遍很低，林燿德却以其敏锐的文学感悟，对新感觉派小说给出了颇高的评价：“我一直认为，自1928年起，上海新感觉派的开始，乃是中国现代文学首度真正跟世界文学同步发展，……世界观也重新铸模了，例如当时都市文化的思考方式等。”[6] 随后他更确切地划分了海峡两岸都市文学的图谱：“新感觉派小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次都市文学的崛起，第二次是50年代纪弦、林亨泰等诗人提倡现代派，第三次则是80年代林燿德等作家的新都市文学。”[7] 在其他论文中，林燿德也一直坚持这种评价态度。为什么林燿德的一系列文学活动都一直对新感觉派情有独钟，这与他在80年代后期的台湾文坛上，一直致力于尝试以多种文类建构宏伟的都市文学有关，上海新感觉派关于都市文化的独特性思考无疑给他提供了某种借镜，也正是因此一直不肯将自己文学定位的林燿德却自愿归队于海派文学的延长线上。在海峡两岸的文学史脉络里，以施蛰存和林燿德开启的这场海派文学与台湾都市文学的主动对话，促使我们去深入探讨这相隔半个世纪都市文学的内在变迁，力求解析两岸都市文学文本中的诸种相似和变异问题：如不同时段内都市文学的书写风格；电影和现代资讯等现代文化对都市文学的影响；两岸都市作家呈现出的都市欲望化叙事以及政治的迂回路线等等一系列问题。 一、海峡两岸文坛上的都市意象群 20世纪初，在租界的影响下，上海成为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和工业都市。在《游戏》、《上海狐步舞》、《白金女体塑像》、《春阳》等一系列上海新感觉派的小说中，摩登上海的形象是通过接踵而来的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及富豪别墅的都市空间，还有穿梭其中的少爷和舞女、资本家、姨太太和公司职员等都市人物来呈现的，这里有眩目的色彩，强刺激音响和富有诱惑力的曲线，上海被建构成一个声色迷离的都市审美意境。由刘呐鸥等人构筑的上海洋场文化既不同于左翼对都市的意识形态叙事，也有别于京派对都市的文化叙事，第一次独立凸现了都市摩登的文学意涵，他们笔下的都市街景、都市人生、都市文化给中国现代小说带来了鬼马跳脱的现代都市意象。不过，都市在40年代海派作家张爱玲、苏青等人的眼中却失去了这层绚丽的光环，沦陷时期的都市只担当了最原初的意义——普通的生活空间，从而形成了由新感觉派的“视觉都市”向“人间都市”的鲜明转变。 80年代中期以降台湾社会在机械文明和商业异化的双重挤压下，性别、消费、情爱成为台湾都市小说中的首要选题，新世代作家自黄凡、东年、王幼华、张大春、林燿德以至骆以军、林裕翼、王文华、邱妙津、陈裕盛、纪大伟等等都力图构筑都市文学的崭新图谱。首先，台湾新世代作家笔下的都市与新感觉派小说所营造的摩登都市非常酷似，外在感观上的摩天大楼、广场建筑、霓虹灯等等都作为都市符号来加以描摹，他们笔下的“新人类”逡巡的空间多是迪斯科舞厅、夜总会(台湾都市文学有电子游戏室、网吧)等等都市动感地带。如林燿德的《大东区》中外在的井然有序城市假面与实质内容暗灰芜杂的舞厅，构成了人和物不分、灵肉无差别、繁华而颓废的都市面貌，一方面具有与刘呐鸥、穆时英等人所展现炫异的都市界面的同质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了施蛰存心理挖掘的深度倾向；其次，台湾新世代作家也力图展现张爱玲、苏青等人塑造的平凡的都市生存空间，但关注的焦点有所挪移，更强调都市在沧桑巨变中带来的复杂心灵感受。如黄凡在《梧州街》和《命运之竹》等都市小说中，将笔触伸向载满都市历史记忆的老城区，力求展现昔日的繁华处，如今衰落颓唐，带有强烈的怀旧情绪。篇名出典于川端康成同名小说的朱天心小说《古都》，所叙述的也是在摩登的台北中，一个“老灵魂”以旅行的姿态对历史沧桑里的古都进行深刻审读，寻找的是不同时段内城市的不同图像。林燿德的一些小说力求展现都市的现代性和物质的畸形发展对人造成的全面压制等主旨，似乎又与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压抑主题有了更多的亲近之感，也不免让人想起林燿德曾是“三三集团”(其成员多心仪张爱玲)的一员。台湾作家最能展现都市书写现代意涵的是，台湾都市空间不仅仅停留于摩天大楼、股票中心，而是更进一步展现了由现代资讯文明带来的崭新的资讯结构、资讯网路控制下的都市生活，在这里，人成为偌大程序中的一个小零件，在这一层面上，都市空间的扩大成为台湾都市文学区别于海派小说家的前卫部分，这里不仅有都市的硬性建构，还有了软件方面的充实。在小说集《恶地形》中，林燿德进一步揭示了以电脑为中心的复制、传播功能高度发达情况下，人类面对机械常有的荒诞、自我失落感，从而展现了现代资讯文明带来了人的异化。而陈裕盛的小说《骗局》其实质就是电脑程序介入个体生活，人成为网络控制下的一个棋子，从而造成步步为营的人生困境，这篇小说就是一个全程想象化的虚拟空间。由此看来，台湾新世代作家营造的城市空间更力求探索一个城市的多重身世或都市文化的多义分歧，这种对都市的差异性症候解读的原因大概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80年代以来台湾快速崛起为新兴的工业都市，并进而转变为以流行文化为导向的消费都市，作家短期内目睹了多种都市的意义变迁，形成了多重的都市记忆，从而带来文本中不同都市空间脉络的凝视、混合与对话。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资讯化的趋势，地球村和流动性的都市空间取代了固定的地方空间，台湾也在网路之中改变了城市空间的社会意义和逻辑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