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3-0059-(08) 1998年，中国现代文学馆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辑录了《爵青代表作》(叶彤选编)一卷，这是该丛书中惟一一卷东北伪满洲国时期该地域内的作家作品集。《爵青代表作》出版后，在爵青的家乡——东北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例如，东北文学研究者上官缨说：“这本书在爵青的家乡不会出版，即便出也不是现在这种样子——没有前言和后记，‘小传’中也没有表明他在伪满时期的政治倾向。”① 爵青是伪满洲国时期该地域内受到多方关注的重要作家。他的政治面貌至今晦暗不明，他的作品诡异迷离，他的言论矛盾复杂，围绕爵青有许多吊诡之谜。本文通过对爵青政治面貌、作品及言论考察与分析，展现伪满洲国那个异态时空下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描述伪满洲国时期中国本土作家的创作经验和当时东北新文学发展状态，并探讨殖民地知识分子相互矛盾行为背后的复杂心态。 爵青(1917～1962)，本名刘佩，曾用笔名爵青、刘爵青、刘宁、可钦、辽丁等，吉林长春人。伪满洲国时期该地域内出版的作品集有：短篇小说集《群像》、《归乡》，中短篇小说集《欧阳家的人们》，长篇小说《黄金的窄门》、《青服的民族》和《麦》②。其中《欧阳家的人们》获第七次“盛京文艺赏”，《麦》获第二回“‘文话会’作品赏”，《黄金的窄门》获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赏”。作品在文学上的价值和为日伪有关当局重视的程度均由此可见。 一、政治面貌之谜 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爵青的其身份还是个谜③，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记忆和评价。 在陈隄的记忆中④，爵青抑郁寡言，喜欢穿黑色的衣服。他和寡母生活在一起，非常孝顺。“刘爵青经常说，大志必须孤独。”他们经常在一起谈文学，有时还同床而眠。陈隄说：“爵青日本话比中国话讲得好，说中国话时结结巴巴，说日本话非常流畅。他可以用日文写作。但我没有听说他和关东军有什么来往。”陈隄1941年12月31日因“12·30事件”被捕入狱⑤，直到光复后才恢复自由。他对爵青的记忆，是1942年之前的爵青。 当年“满洲杂志社”爵青的同事疑迟对他持有警惕，“爵青日语好，和日本人走得很近，还做过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日文翻译，我们都怕他，就连有些日本作家也怕他。”⑥ 他对上官缨也讲过同样意思的话，“据我访问当年同属‘艺文志’派的疑迟先生说，一次午夜酒酣之后，爵青就曾扬言：‘别看我们都是朋友，如果谁反满抗日，我也不客气’。”[1] (P72)上官缨撰文说：“爵青，无论是《欧阳家的人们》，或是《青服的民族》，还是《黄金的窄门》，都没有‘投敌叛国’的内容，可是他一直被认为是文化汉奸，甚至是特务。”[1] (P72) 作家金汤(田兵)说自己曾受惠于爵青⑦。“那时我想出一本诗集《海藻》。爵青、古丁、张文华等这套‘满洲出版协会’的人来审查，爵青偷偷地对我说：‘你呀，别出了，不要脑袋啦！’”还有一次，1940年“文话会”开大会。“当时我在奉天(沈阳)办《作风》，关沫南在北满编《大北风》，他们把我和他都叫到长春，让我们列席参加大会。可是我们俩都不是‘文话会’的会员，就没有戴‘文话会’的徽章。一进会场的大门，被爵青看到，他生气地说：‘你们赶紧把徽章戴上！’我们说我们不是‘文话会’会员，他说不是现在也是了，不参加也得参加，必须戴上，否则会有麻烦。”这些提醒对于当年的田兵来说，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因此就避免了一场灾难。 田兵的记忆，在关沫南的作品集《春花秋月集》中也有类似表述。关于爵青，关沫南撰文还说：“爵青和作家寒爵(牢罕)，1930年代和我同我的战友打了很长时间笔仗，成了几乎结下仇恨的论敌。接着爵青竟来访问我，表示不打不成交，以后要做朋友。他任长春‘满日文化协会’职员后，不断给我写信称我为大弟，打听我各个时期的写作情况与活动。把我的小说《某城某夜》登在单行集《小说家》里；把《地堡里之夜》登在《小说人》杂志上。日本作家大内隆雄翻译我的小说《两船家》，藤田菱花翻译我的小说《某城某夜》，先后在东北最大的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上连载，此事我不知道和爵青是否有什么关系？后来这些和别的作品都成了我的‘罪证’。”[2] (P51)关沫南1941年年底因“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被捕入狱，他一直没有搞清事情的真相。 把爵青归入“落水作家”之列的中国台湾学者刘心皇，在讲到爵青时，首先说爵青曾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后的描述却是：“爵青，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他虽然在文艺圈子很活跃，但从未写过对伪满歌功颂德的作品。”[3] (P346)除了简单地介绍爵青的作品风格，没有提到任何其他和“落水”相关的事情。看来刘心皇把爵青归入“落水作家”的重要理由就是：他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上述和爵青相识相交的人无法揣摩抑郁寡言的他当时的心路，充满怀疑又不敢确信他的真实身份。1962年去世的爵青身后留下许多谜。 笔者经多方考索，可以确知的爵青在伪满洲国期间和日伪有关系的所为有：“满日文化协会”职员；“文话会”新京(长春)支部文艺干事；“文艺家协会”本部委员；改组后的“文艺家协会”企画部委员，地位仅次于部长宫川靖；参加第一次和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发表了迎合会议精神的汉奸言论，回到伪满洲国后，在报刊杂志上再次发表拥护“圣战”的汉奸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