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先锋小说家中，文学史对苏童的命名应该说是最繁杂的，似乎他很难在当代文学史上“认祖归宗”。在孟繁华、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罗列了根据辽宁大学王春荣老师的统计，60年代至今出版的60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1) 本文从中选取了几部书写苏童的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大致根据时间的顺序，苏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分别有如下的命名：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另外还有其他特殊的处理。其他先锋小说家，例如马原、余华、格非，在文学史中是很少有争议的，是“根正苗红”的先锋文学的代表，而苏童的头上却被扣上了太多顶帽子。诚然，“文学史不是孜孜以求一个想象之中完美无瑕的‘定论’——无论这样的‘定论’是叫做‘科学评价’、‘历史真相’还是别的什么；相反，文学史写成了一种效应史，一种注定要在时尚、趣味和不同时期的风格之中不断修改的文学史”(2)，那么，苏童为什么在这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修改，拥有了不同的命名，这其中的渊源在哪里。正是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以苏童的代表作《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为中心，探讨苏童在被建构的过程中，文学史对其的书写是一种权力的实施，而这种权力的实施又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但为什么这一概念在形成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文学语境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不同时期对苏童的理解自然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一、“后现代性”的开端 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是他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集，此书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给予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并对西方理论发展的总体情况作了评述，应该说，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登陆还是比较早的，可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融合还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中，苏童被命名为后现代主义小说，这是写得比较早的文学史。“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思潮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与中国现实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只限于极少数的作者和读者，因而只是孤寂而非普泛的思潮，后现代主义小说是以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3)。的确是这样，“当80年代先锋小说集中出现的时候，我们感到了现实主义批评的无力，只能给它冠之于一个‘形式实验’的名称。接着，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的加深，批评界又发现，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它进行阐释是非常得心应手的”(4)，正是由于批评界对后现代主义的运用，才导致了文学史中对苏童以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命名。“在文学史上，总是有些批评家与一些作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不管他们是同舟共济还是反目为仇”(5)，在1989年，即先锋文学“谨慎的撤退”(6) 的一年，在《人民文学》第6期上，有一篇王干与陈晓明之间的重要对话，是关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在这里，强调了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的后现代主义特色，并且说“可能是出于某种巧合吧。1934年正是‘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西班牙语中的年代”，“这种巧合倒可以印证分解主义的一个观点：并不是人在驾驭语言，而是人的表达受制于语言的力量”(7)，应该说，这篇文章的批评对文学史的写作一定会有影响的。这本文学史选取并概述了苏童的代表作《1934年的逃亡》与《罂粟之家》，文学史中认为《1934年的逃亡》“带有一种种族寻根意味和神秘氛围，作家是要在小说中实现一种形而上的神秘感和形而下的历史感的相悖组合，以求把握和揭示历史变迁的深层动因和原生真实”(8)，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以一种本体论为核心的观察世界的观念取代了现代派的主体论观念，并且形成了一种无选择性、断片式或精神分裂式文本结构为特征的叙事风格。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解除了绝对信仰和终极价值之后的，破坏性的、表演性的文学”。(9)《罂粟之家》“尚带有《1934年的逃亡》的流风余韵”(10)，它主要书写的是“一个地主家族兴盛、衰亡的过程。这个家族颓败的故事内涵相当丰富：历史与生殖、压迫与报复、血缘与阶级、革命与宿命等等，或对立或统一”(11)。如果说金汉等人的处理是由于他站在当时的话语语境之中来命名苏童的，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性，或者说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他是不会不知道的，只不过这是他所在的角度而已。 当然，后现代性与先锋性是不矛盾的，后现代性在文学上，表现“寻求超越性的精神信仰，表达反社会的抗议情绪，沉迷于神秘性的生存体验，广泛运用象征和隐喻来表现不可言喻的精神深度等等，构成了现代主义的基本艺术规范”(12)，而80年代后期的情况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在逃离“新时期”构造的主流意识形态，格非说，“我所向往的自由并不是在社会学意义上争取某种权力的空洞口号，而是在写作过程中的随心所欲”，他指的主要是语言和形式，这一批先锋小说家都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比‘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概念更让我感到厌烦的了”(13)。所以，他们“发明”了自己的“先锋”写法，这种“先锋”写法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艺术规范之中的，所以说，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不过，还是各有侧重的。 可以看出，这些概念之间的缠绕，“‘先锋派’或‘后现代性’，都不过是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话语。在80年代后期话语匮乏的年代，能有这么一种话语，至少也给寂寥的文坛平添一点生气(生动)”(14)。那么，金汉等人对苏童的命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二、“先锋文学”的正名 “先锋文学”也许是苏童最正式的命名，“在先锋文学概念里，包括的代表作家大体有较早的马原、洪峰和稍后的残雪、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等”，“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冲击也最大”，“比较刘索拉、叶兆言、刘震云等人，他们在先锋的跨度和实质远远胜之，创新和前卫意识也更强，是最能承担‘先锋’称谓的一部分”，(15) 有许多文学史是这样处理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史，例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吴秀明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等，都旗帜鲜明地表明苏童是先锋文学的杰出代表，并呈现了坚实的理由。 客观地讲，苏童在文学史中曾经有过“无名”的状态，那就是在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的目录中，苏童被收录的那一节的题目只有“小说”两个字，至于是什么类型的小说，并没有被交代出来，或者说作者也感到很为难，于是用最简洁的“小说”两字，一笔带过，只是在具体的篇目中略微地提到：“自80年代中后期突起的先锋小说家是一个不小的创作群体，其中引领潮流的有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人”(16)。王庆生的这本文学史写于1999年，可能在当时写作时，作者也感到了将其归类、命名的棘手，既然如此，索性不做这样冒险的工作，但又不能不将其收录进来，毕竟这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作品，也许是作者本着这样的想法，把它命名为“小说”当然是万无一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