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218—04 庐隐是中国白话文运动初期与冰心等人齐名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对其散文作品较为深入的研究，则是新时期以来的事。茅盾早在1934年的《庐隐论》中就认为：“庐隐未尝以小品文出名。可是在我看来，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① 随着对其散文作品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了庐隐在现代散文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一、清醒的文体实践意识 庐隐生于1899年，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后，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即开始其散文创作，及至1934年去世，十多年间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状况。 五四运动前后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诞生的时期，从1917年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明确提出散文的文学性质之后，傅斯年于1919年又在《怎样做白话文》中将散文列为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四大文学样式之一，到了1921年，周作人撰写了影响深远的《美文》一文，标志着现代散文的概念的渐趋成熟。但在当时，散文、小品文、美文、杂文、随笔等概念仍然交叉重叠，众说纷纭。例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就未曾将其予以明确的区分。尽管如此，散文仍然在理论研究的众说纷纭和作家的创作实绩的互动中日渐繁荣起来。 如果我们把“散文”当作一个大的文体概念，而将其他概念都当作下属的相互交叉的不同类别的话，庐隐的创作几乎可以说是涉及了现代散文的所有文类。除了作为散文主体的抒情散文和记叙散文，庐隐创作的不同文类的散文还有：游记如《东京小品》、随笔如《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书信如《云鸥情书集》、回忆录《郭君梦良行状》等等。还有一些作品如《玫瑰的刺》，从创作手法和篇幅看很像是小说，但记叙的却是真实的事件。欧明俊在《现代小品理论研究》一书中指出：“小品与小说，今天看来似乎关系甚远，实则情况并不是如此。它们之间有时关系密切，并不容易分清。”②《玫瑰的刺》，真实记录了庐隐的生活经历，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了作者内心世界的波澜，语言也非常讲究。这些作品也应看作是庐隐具有文体创意的散文作品。 在白话文运动之初，很少有女性作家像庐隐这样对散文的文类进行过如此广泛的涉猎和尝试。而且，这种涉猎和尝试对于庐隐来说，并非一种下意识的表现欲望驱使下的活动，而是具有明确目的、在理性选择指导下的作家的创作活动。在《几句实话》中，庐隐就说得很清楚：“不错，从今天起，我要烧掉和我缔了盟约的那一支造谣言的毛锥子，规规矩矩去为人之师，混碗饱饭吃，等到那天发了横财，我再来充天才作家吧！”其中“缔了盟约的”毛锥子，和对“天才作家”自嘲式的感慨中所流露的，正是一个作家清醒的自我意识。作为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庐隐以启蒙者和探索者的身份在散文文类方面所做的多向性尝试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同其小说一样，其取得的成就是骄人的。仅对文本形式的自觉探索和驾驭这一点，庐隐散文就值得我们进行更为深入地解读与研究，因为它不仅标志了庐隐散文创作所到达的高度，而且对于推动五四时期散文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创作主体的凸现 散文作为一种现代文体，其最突出的特点有二，其一：非虚构；其二：创作主体的凸现。这两点，庐隐散文都做到了。“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③ (一)悲苦的基调和强烈的叛逆意识 庐隐个人的命运是不幸的。童年不受父母喜爱，寄养在外；父亲去世后又合家依附于舅舅，小小年纪就离家读寄宿的教会学校。进入青年时期，出于反叛家庭的心理与人订婚，后又解除了婚约。与有妇之夫郭梦良苦苦相恋终于组成了家庭，两年之后又因郭的去世坠入痛苦的深渊。后来，虽与小她九岁的诗人李唯建热恋结婚，四年之后就难产去世。人生的坎坷使得庐隐的散文具有悲苦的基调，这一点几乎已成共识。但与此同时，庐隐又是一位在新思想冲击下觉醒的女性，面对新旧势力激烈交锋的时代和不公平的个人命运，她不仅进行了本能的反抗，而且具有清醒的叛逆意识和顽强的探索精神。悲苦的基调和叛逆意识两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在作品中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由此展现出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创作主体。 她尖锐批判传统封建意识，呼吁人的解放与平等，带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色彩与印记。《西窗风雨》写对一个被命名为“寿儿”的孤儿丫头的深切同情；其思想情感与胡适的《人力车夫》和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极为相近。《生命的光荣》具有鲜明的反叛意识，其中对黑暗现实的描绘，又几近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我诚实的说吧，这并不是森罗殿，也不是九幽十八层地狱，这原来正是覆在光天化日下的人间呦！”庐隐的批判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将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交织在一起，将冲决桎梏的呐喊与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呻吟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形成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是世上最怯懦的一个，我虽然硬着头皮说‘我的泪泉干了，再不愿向人间流一滴半滴眼泪’，因此我曾博得‘英雄’的称许，在那强振作的当儿何尝不是气概轩昂……”“天赋我思想的能力，我不能使他不想；天赋我沸腾的热血，我不能使他不沸；天赋我泪泉，我不能使他不流！”面对汹涌着的时代和悲苦的个人命运，庐隐将内心世界郁积的痛苦与矛盾真实地展现出来，使决然与犹疑、妥协与抗争、萎靡与顽强所形成的张力得到逼真表现。这其实也就是厨川白村所说的“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了而写出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的调子。”④ 正因为庐隐的批判和呼吁是从个体的遭际与命运出发，由此避免了当时空洞或无病呻吟的流弊，也使五四的思想和精神内核得到了淋漓尽致地阐发与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