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编选《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1999年，世纪之交的中国，体制内有如此繁多的文学机构和出版社，竟已多年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年度诗选。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依靠个人的绵薄之力，依仗民间资本，独立支撑起汉语诗歌艺术平台。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一件许多“文化部门”、大学和诗人都有能力做的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然而毕竟只有《中国新诗年鉴》一年年坚持做下来了。至2005年，已编选了八个年头，第九年即《2006中国新诗年鉴》的编选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八年时间，不短不长，但真正投入中国新诗建设的人都知道，这种坚持，不容易。多少年度选本夭折了！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骄傲，持之以恒的为中国诗歌尽绵薄之力的骄傲。由于《中国新诗年鉴》的带动，这些年诗歌年选的出版日益活跃，但唯有“年鉴”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至今没有动用过一分国家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也没有谋求过境外的任何资助；我们不仅呈现了年度“好诗”，还凸显了汉语诗歌最有争议也就是最活跃最有生命爆发力的那一个部分。而近年各种年度选本，包括多种由大学教授主编的，都是收中国大陆的诗歌和几篇理论文章了事，只有“年鉴”有非常细致的网络和纸面诗学观点摘要，以及年度诗歌大事记。每年单列一卷遴选港澳台地区诗人以及旅居外国的中国诗人作品。还先后设置了“被遗忘的诗人”、“年度潜力诗人”、“年度诗歌事件”、“年度推荐”、“年度桂冠诗人”、“中国诗歌的脸”等栏目，以及诗歌网络论坛介绍和诗集梳理，入选作者简介和部分刊物发表诗歌文论目录等，特别附录过“诗歌争论备忘录”、“卡通一代诗在中国”、“e时代：‘80后’诗人诗选”、“年度最有创意诗歌形式——手机短信诗歌”。我敢说，没有一个选本有“年鉴”包含如此多的艺术信息和文化含量，也没有一个选本推出过如此众多杰出的诗歌新秀。“年鉴”以勇气和胆识守护了自由纯正的诗歌精神，力图为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留存下有价值的文本，是当下汉语诗歌的一根脊梁。 前八年，《中国新诗年鉴》出版了六本，其中《2002—2003中国新诗年鉴》和《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两种为双年度合集。(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本合集并非编委会有意为之，而是因为相关出版社对选入的数首诗作存疑，要求删除另外补选，或者换出版社，导致时间耽搁所致)共有八百七十三人(次)诗人入选，诗学理论文章作者九十二人(次)，收入的各种诗学观点摘要难以准确统计，大约四百条以上。单年度入选诗作最多者为北岛，《1998中国新诗年鉴》选了他十一首诗，原因是当时他已经有十多年未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发表文学作品，这是他诗歌“归来”的第一次。 《中国新诗年鉴》第一卷均为本年度推出的新人，我们每年都把最醒目的位置给予新的一代，绝非艺术上也信奉“进化论”，而是因为假若漏选了某个名家，并不会对他在“诗坛”的地位和他的诗歌被认知造成多大影响，但长期以来，最能体现诗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新人除非某种渊源很难进入格局褊狭的选本。其实所谓“新人”，写作的年头都已不算短，作品也相当成熟，更有艺术探索精神，更有清亮明朗的个性，更具有活力和冲击力。该卷是“年鉴”的特色和品牌。“年鉴”第一卷八年间共推出了92位诗人(凡被推出者不能重复推出)，时间证明，我们编选的眼光是准确独到的，推出的诗人其后被证实是有代表性有说服力的，仅以1998年至2001年前四本所推出的最具潜力的诗人为例(后两本还有待时间推移才能下结论)：其中的伊沙、朱文、阿坚、徐江、张执浩、唐丹鸿、朱朱、侯马、桑克、鲁西西、非亚、杨键、宋晓贤、吕约、沈浩波、李红旗、朵渔、巫昂、盛兴、世宾、哑石、安琪、唐欣、余怒、杜马兰、尹丽川、马铃薯兄弟、杨邪、贾薇、阿斐、宇向、宋列毅、胡续冬、小引、木桦、花枪、庞余亮、汗漫、沈娟蕾、代薇、轩辕轼轲等，这些“第三代”之后的诗人大多数已成为当下诗坛的中坚。作为主编(前四本未设年度执行主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我个人决定放进第一卷的，尽管挂一漏万，还有许多优秀诗人有待推出，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当初的眼光没有大的偏差，推荐的绝大多数年度新人是经得起检验的。 《中国新诗年鉴》的候选作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当年度印行的民间报刊和自印诗集；自由来稿，包括当年收到的未发表的手稿；编委推荐；当年度公开出版物。为了使编务更行之有效地开展，我们向海内外活跃的诗人发出约稿信，或者在网络上公布编选信息和投稿地址、电子邮箱。此举获得了广泛的热情支持，好些不但任编委的诗人和批评家还主动给予我们以鼎力相助。推荐他人的作品。收入民刊和手稿以及网络上的好诗是《中国新诗年鉴》首创，先前几十年里作为公开出版物的年度诗歌选本，均只收国家认定的“正式”出版报刊上的诗作，在“年鉴”其后出现的选本，也是几年后才开始收入民刊、网络诗歌并力推新人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起始就明确提出：好诗在民间，真正的诗歌变革在民间。《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典诗歌，就是以民间方式相传的，近三十年来，“民间性”成为中国新诗的“小传统”，成为诗人的自觉行为，一批又一批诗人组织了数以千计的民间诗社，创办了数以百计的民间诗报和网络诗歌论坛，出版了数以万计的自印作品。如果不涉及民间诗歌，仅凭公开出版物所提供的诗歌资料，见到的仅是冰山浮在水面的一角，想当然地对中国诗歌做出判断和结论，肯定是不可靠的。正是“民间性”这个伟大的传统，使中国新诗没有蒙羞，成为二十世纪后期和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精神源头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