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1992年末，北京的一批学者提出“后新时期”文学的命题，并将此命题变成了稍后在苏州大学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年会的主题。记得我当时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后新时期文学的含义》，大意是说，如果人们所说的“后新时期”文学是如此这般含义，“后新时期”文学的提法就是可行的；如果人们所说的“后新时期”文学不是如此这般含义，“后新时期”文学的提法就是不可行的。所谓“如此这般含义”，大意是说“后新时期”文学理应对新时期文学有实质性的内在超越。现在回忆起当时的主观倾向，似乎偏向于认同谢冕老师他们关于“后新时期”文学的说法，企望快速推进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如今，十多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我们真的站在新世纪的起点打量身边的文学之流的时候，忽然发现新时期文学与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纠缠。从感情上讲，新时期文学的确令我们感到兴奋，也令我们感到疲惫，以至使我们多次鼓足勇气宣布它的终结；但从理性上讲，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走得太远，从而难以与之简单告别。这一切，应当归结为新时期文学的未完成性。 新时期文学是一种有其特定历史规定性的文学。而这一切又源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话语框架和新时期文学的特殊命名。“新时期”的概念最初只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它的正式提出，最早是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明确宣布“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并把“文革”的结束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的开始。这就使得“新时期”具有了某种令人向往的社会政治内涵，甚至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并蔓延成为一种广泛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被洪子诚老师归纳为“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1) 这使得“新时期”这一概念迅速为社会各界接受并被移植到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领域。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扬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新时期文学”从此成为被广泛认可的、用以概括“文革”后文学新时期的命名。因此，按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话语框架，就应该把新时期文学看做是继“文革”前“十七年”文学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学”之后的、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历史时期。应该承认，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就表现出许多令人鼓舞的新的特点，包括它的大胆揭露“文革”给人们带来的“伤痕”，真实描写严峻的生活，真切表现人们对新生活的渴望等。但这些都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新时期文学的特定内涵及其历史规定性，要到以后一段时间才能够逐渐看得清楚。但新时期文学实在是发展得太快了，几乎令人目不暇接。因此，到了80年代的中期，人们就试图为新时期文学作总结，以便使它能够寿终正寝。随后出现的王朔式的“顽主”文学和市场化的文稿拍卖一度让人们感到震惊甚至痛心疾首，而这一切在90年代却变成了文学的家常便饭。陈晓明在他的那本著名的为所谓后现代主义张目的《无边的挑战》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进入90年代，“市民文化(或称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给封闭多年的中国增加了现代生活的活力。流行音乐、摇滚乐、时装模特、应时广告、商业招贴画、歌厅、舞厅、咖啡厅、酒吧、体育竞赛、明星崇拜、通俗读物、征婚广告、歌舞晚会、电子游戏机、大型游艺场等等，构成当今中国现代都市混乱不堪而节奏热烈的文化潮流。那些发达国家有的消费文化(或娱乐文化)，中国的大城市里应有尽有，尽管质量水准略逊一筹，但它大张旗鼓创造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娱乐方式，创造现代的感觉方式和生活态度却是绰绰有余的”。(2) 世纪末的中国文坛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及。1999年3月23日，因韩少功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的名誉侵权案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评论家张颐武、王干等败诉。尽管当事人和不少人士对法院的判决颇有微词，但因文学而上法庭，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头一回，似乎预示了文艺立法的时代即将到来。不可否认，这一切的确都是真实的。新时期文学的巨大进步是真实的。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新时期文学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就是新时期文学中的“旧”的一方面。这成为新时期文学未完成性的主要表现。这里所说的“旧”当然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其含义主要是指的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文学和非文学本位文学价值观笼罩下的文学。但所谓“新”和“旧”本身并不能构成判断文学价值的理由，更何况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条件下，“新”与“旧”既不可能截然划分，而且往往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这一切其实并不难理解。正如陈晓明所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尽管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但改革不是革命，不是彻底的社会变革，原有的社会体制和思想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有根本的变更。(3) 所有这一切，规定了新时期文学实际上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文学。这种过渡阶段的含义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无从真正把握。现在也许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个过渡实际上就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过渡。因此，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使人们意识到，80年代及其以前的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其实都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学，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学、80年代文学，甚至也可以部分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学。它们的共同性要远远大于它们的差异性。9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虽然在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仍然与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例如，在文学发展的机制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财政拨款和统一管理体制下的文学；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上，它们虽然对于原有的意识形态中心化文学有所突破，但绝对不可以认为文学与政治从此不再有任何关联。一方面是整个文学艺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迅速边缘化，另一方面是原有的文学体制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调适中得到新生。因此，新时期文学具有一种新旧交替的过渡性特征，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混合性特征。而且，应该把新时期文学当作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阶段来加以认识和把握。新时期文学的使命，就是要解决这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交织所带来的对于文学发展的制约，从而促使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一个更高和更新的阶段。这就是说，按照我们的理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学确立之日，也就是“新时期文学”终结之时。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学究竟何时才能确立，则要取决于诸多复杂的因素，其困难程度不亚于一场流血的革命，以至于“新时期文学”的使命至今仍然没有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赞成过于强调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90年代文学的差别，不赞成新时期文学与所谓后新时期文学的差别。原有的旧的文学受到新的刺激正在进行某种适应性调整，反之，外来的新的文学模式需要进行本土化的转换。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新时期文学中的新旧因素之间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缓慢推进，共同发展的态势。但新时期文学作为整体，则还不能说跨越了它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规定性。新时期文学的未完成性不仅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是要进一步推进新时期文学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前提条件。承认新时期文学的未完成性并不意味着否认新时期文学的巨大进步。我只想强调的是，任何企图超越文学发展阶段性的想法都只能是一相情愿，而不会对文学发展带来有实质意义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