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7]06—0092—07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新潮小说来说，张扬而怪异的美学风格是其赢得文坛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其风格的界定、理解和认识文学界却有显著的分歧：新潮作家视其风格为个性与才情的体现，而评论界与读者虽然都认可新潮作家的才华，但对其风格的认识则更多的是视其为一种姿态与策略，并因其模式化、复制性、非原生性而视之为非个性化的产物。这里其实就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新潮作家所谓有个性化的追求何以会呈现为一种反个性化的结果？或者说，新潮作家“反集体”的写作，何以会呈现出一种“集体”的风格与形象？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新潮小说的历程，我们不能不承认，新潮小说确实建构了中国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反叛者的形象，但这个反叛者显然是一个群体的形象而不是一个个体的形象，“个体”已经消失，它被完全融解在“新潮小说”的整体形象中，失去了独立的话语价值。因此，对于新潮作家来说，风格也许是最难描述的一种存在。这不仅因为新潮作家以追新逐异为自己的艺术目标，每个人都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而且更因为他们个人的风格无论如何花样百出都无法从人们对新潮小说风格的整体认识中突围而出。这也使得新潮作家们只能无奈地放弃对风格的个人化营构，而是老老实实地诚服于那个整体的风格归属，并在主观上不再把风格当回事。苏童就不止一次地说过：风格只不过是一种迷人的陷阱。[1] 那么，新潮小说的整体美学风格又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虽然从文学界的角度来说仍然很难有统一的认知，但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内涵是可以成为共识的：一是形式主义风格。新潮作家试图实现的是中国小说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把“形式”美学强化到极致既是他们的局限，又是他们的贡献。二是“反悲剧”、“非悲剧”的风格。新潮作家既然以“反叛”为旗帜、以消解和亵渎为口号，他们的小说文本对“悲剧”文学风格的反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关于新潮小说的形式主义风格，本人在《极端的代价》、《变味的遗产》① 等文中已有专门的论述，此处不再多谈，本文重点探讨的是新潮小说的“非悲剧”风格。众所周知，新潮小说的题材域是苦难、罪恶、暴力、死亡、仇恨等非现实、边缘性的题材，这类题材涉及到的是人的生、死、情、仇等大生大死、大悲大痛的情感，应该说天然就具有“悲剧性”的质素，新潮作家何以能够把“悲剧性”极强的题材处理成“非悲剧”甚至“反悲剧”的风格呢？我觉得，这与新潮小说对反讽、荒诞、神秘三种叙事风格的狂热追求密不可分，这三者既是构成新潮小说“非悲剧”美学风格的重要原因和手段，又是新潮小说“非悲剧”风格的主要内涵与元素。 一、反讽：反叛还是和解？ 作为极端的反传统主义者，新潮作家对于经典文学叙事的不以为然和不屑一顾本质上是必然而正常的。因为如果没有了叙事态度上的革新和颠覆，新潮作家所发动的这场文学革命至少在形态上就会逊色不小。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反传统的背景上，“反讽”作为一种叙事风格或者说一种叙事策略被新潮作家发现并反复进行讲述也可算是水到渠成之事。可以说，“反讽”是新潮小说最先凸现出来的一个共同风格，在新潮小说中对于人、对于历史、对于现实、对于文化、对于传统、对于文学和小说本身……等的“反讽”可谓举目皆是。正是扛着这面风格的大旗，新潮小说才完成了对传统小说写作和体验方式的最初颠覆，也由此初步标示了自己的文学品格。反讽(irony)一词来自希腊文eironia，原为希腊戏剧中一种定型角色，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说傻话，但最后这些傻话证明是真理，从而使对手出丑露乖。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就是扮演的这种角色。在古典和中世纪的逻辑学里，这个词已变成指这种角色所使用的技巧，即口是心非，说的话表面意义像是假的，深层的意思却是真的。在现代文论中，新批评派发展了反讽的理论，把它作为一种根本的文学特异性，作为所有文学本文结构中都具有的品质。而在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这里“反讽”本身则更多地具有某种形式的意味。本质上，它是指一个词、一个事件、一个人与其获取意义与生存的上下文(contex，也称情境)发生了不符、背离或冲突。而表现在文学中，“反讽”的典型形态就是意义的互相冲突与无限增殖，以及作家对种种不相协调的矛盾的“重组”。在新潮小说中我们可以随处看到相互矛盾的物象之间、人物之间、事件之间的不协调组合，新潮作家所热衷于去做的就如莫言在其《红蝗》中所说的那样：“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戏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某种意义上，“反讽”也正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思维与艺术逻辑，它集中代表了作家们融合梦幻与现实、想象与虚构、平庸与崇高等对峙性存在的尝试与努力。正如艾略特所说：“诗人的头脑……经常使迥然不同的经验融合在一起，而普通人的经验是混乱的、无规则的、支离破碎的。普通人会坠入情网或阅读斯宾诺沙的著作，但两者却毫无关系，他的爱情同样和打字机的噪声或做饭的气味毫不相关，然而在诗人的脑子里这一切却被综合成新的整体。”[2] 不过，具体地考察新潮小说文本，我们将会发现新潮作家对“反讽”的营构又有两种具体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