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对乡村的表达一开始就是犹疑和不确定的。比如在鲁迅那里，阿Q、华老栓、祥林嫂等农民形象，他们是愚昧、病态和麻木的，这些“前现代”的人物形象蕴涵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诉求。但是，在鲁迅的社戏、少年闰土等作品的表达中，乡村的质朴、悠远和诗意又跃然纸上，它几乎就是一首韵味无穷的古老歌谣；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乡村生活几乎就是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那里既粗俗又纯净，既寂寞静穆又趣味盎然；到赵树理那里，由于第一次塑造了中国乡村健康、生动的中国农民形象，乡村的神话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叙述中进一步得到放大。因此，对乡村中国的颂歌几乎就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曲。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中，由于农村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对农民、乡村的歌颂甚至就是道德化的。因此，一方面，中国乡村文化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在近一个世纪文学历史叙述中得到部分揭示的同时，却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越发显得扑朔迷离。或者说，由于时代的变故，乡村文化由于在全部文化传统中的稳定性，它显示出了多重的功能和可能。 乡村身份在革命话语中是一个可以夸耀的身份，这个身份由于遮蔽了鲁迅曾经批判的劣根性，而只是抽取了它质朴、勤劳以及和革命天然、本质联系的一面。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几乎都是农民或者农民出身的军人。知识分子阶层被排斥的主要依据也是因为他们和农民巨大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但是，接近现代社会之后，乡村身份遭遇了危机。如果说50年代初期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试图在精神和情感迈进“现代”还为时过早而遭到了压制的话，那么，三十多年过后，1982年路遥《人生》的发表则适时地反映了乡村进入现代的精神危机。但是，遗憾的是由于路遥把同情完全偏移于乡村姑娘巧珍一边，对高加林走进“现代”的要求诉诸于批判，并明确告知只有乡村乌托邦才能拯救高加林，使他的小说仍然流于传统而未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小说和电影与读者、观众见面之后，社会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偏向了巧珍而斥责高加林。如果说那一时代的美学原则还含有鲜明的道德化意味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在表现乡村文化的作品中，却明确地感知了乡村文化的真正危机。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使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大量地涌进了中心城市，他们成为城市强体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或其他行业的“淘金者”。但是走进城市只是农民的身体，事实上城市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他们。城市因“现代”的优越在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视的方式拒绝着他们。因此，走进城市的乡村文化是小心翼翼甚至是胆怯的。城市的排斥和乡村的胆怯构成了一个相反的精神向度：乡村文化在遭遇城市屏蔽的同时，那些乡村文化的负载者似乎也准备了随时逃离。 刘庆邦在近期的小说中，格外关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到城里去》和《神木》表达的都是农民与“现代”关系的焦虑、困苦和绝望中的坚忍与挣扎。《到城里去》甚至成了一种战斗的姿态，城里仿佛就是农民改变命运唯一的归宿，是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唯一途径，但是这个途径是那样漫长和遥远；《神木》还是一群“走窑汉”，是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新的世风，对离开土地的底层人同样有观念和心理上的影响，作家在凄楚的故事中，令人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具有的时代特征的关系变化，同一阶层的关系、与老板的关系以及与欲望之间的关系，都被作者不动声色地表达出来。但其间流淌的那种沉重和无奈，表达了作者对底层生活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十五岁的孩子走出“小姐”房间后的号啕哭声，尖锐地揭示了乡村文化危机的无可避免。 2004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作家邵丽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小说的主角王祈隆，是一个传统的农家子弟，他在奶奶的教导下艰难地成长，终于读完大学，并在偶然的机遇中走上仕途。他并不刻意为官之道，却一路顺风地当上了市长。这个为世俗社会羡慕角色的背后，却有许多不足为奇的人生苦衷和内心的煎熬。他恶劣的生活质量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和心灵的。一个人形怪状的生活质量或幸福与否，不是来自外在世界的评价，外在的评价只能部分地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和成就感。特别是一个人的虚荣心和成就感已经获得满足的时候，其他方面欠缺就会强烈地凸现出来。王祈隆的生活质量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他已经实现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未能忘记的文化记忆的巨大反差。王祈隆先后遇到了几个青年女性：旧情人黄小凤、妓女戴小桃、大学生李青苹和名门之后安妮。如果小说只写了王祈隆与前三个女人的关系，也就是并无惊人之处。王祈隆的欲望和对欲望的克制，与常见的文学人物的心理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别。但邵丽的过人之处恰恰是她处理了王祈隆与安妮的情感过程。 王祈隆与安妮都是当下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按照一般理解，他们的结合是皆大欢喜情理之中。但面对安妮的时候，王祈隆有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他脚上的“拐”——那个“小王庄出身”的标记，是他深入骨髓的自传性记忆。这个来自底层的卑微的徽记，即便他当上市长之后仍然难以遗忘，难以从心理上实现他的自我救赎。他见到安妮就丧失了男性功能，而面对相同出身的许彩霞他就勇武无比。文化记忆的支配性在王祈隆这里根深蒂固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哈布瓦奇在《论集体记忆中》区别了“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两个不同的范畴。他说：历史记忆是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日纪念等等才能得以保持新鲜；自传记忆则是个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往事的回忆。“回忆”当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和争夺的对象。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农民因在革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这个身份就具有了神圣和崇高的意味。但在当下的语境中，在革命终结的时代，农民可能意味着贫困、打工、不体面和没有尊严、失去土地或流离失所。它过去拥有的意义正在向负面转化。这样，农民——尤其是带有“小王庄”标记的农民，在王祈隆这里就成为一种卑微和耻辱的象征，面对安妮，这个具有优越的文化历史和资本的欲望对象的时候，王祈隆就彻底地崩溃了，他不能遗忘自己小王庄的出身和历史。这是王市长的失败，也是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当下语境中的危机和失败。因此王祈隆/安妮就成为传统/现代冲突的表意符号，他们的两败俱伤是意味深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