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3-0074-05 都市是现代派文学产生的土壤，没有巴黎、都柏林、布拉格，就没有波德莱尔、乔伊斯和卡夫卡。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曲折进程中，20世纪30年代是唯一的黄金时期。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施蛰存等人笔下的“都市风景线”和“上海狐步舞”体现了这一时期现代派文学的实绩。而产生这一现代派文学实绩的土壤正是20世纪3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的上海都市文化。丹尼尔·贝尔认为：“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要认识一个城市，人们必须在它的街道上行走”，“在新的空间概念上，有一种固有的距离的消蚀。不仅新型的现代运输手段压缩了自然距离，而且各种新艺术技巧缩小了观察者与视觉经验之间的心理和审美距离。”[1] (P155)本文拟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大街、舞厅、影院、城市公园和咖啡馆等公共空间及其所表征的都市文化来探讨它们对现代派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大街、交通与都市新感觉 上海自1843年正式开埠以来，城市产业经济持续发展，现代市政体系逐步完善，都市居民人口不断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已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世界的第五大都市。城市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都市文化的繁荣。流线型的大街集中展示了都市的风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和霞飞路(今淮海路)为代表的各条街道，高楼林立，人来车往，呈现出交融东西文化、杂陈九州风情的都会景观。大街既是都市人们最普遍的休闲去处，也是现代派作家笔下最常见的都市风景。穆时英用拟人和通感的修辞手法描绘出上海的大街夜景，“跳跃的霓虹灯”用强烈的色调把都市“化装”成“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和“擦满了粉的姑娘们的大腿”连成了一片。(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刘呐鸥《游戏》中的男主人公步青“从一条热闹的马路走过的时候”，看到的是“塞满街路上的汽车，轨道上的电车”，“广告的招牌，玻璃，乱七八糟的店头装饰”，和从他身边“摩着肩，走过前面去的人们”。施蛰存在《春阳》中以第三人称的视角透视出繁华大街对一个乡间寡妇的诱惑，“昆山的婵阿姨一个儿走到了春阳和煦的上海的南京路上。来来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么样轻，那么样美丽，有那么样小玲玲的，这使得她感觉到自己底绒线围巾和驼绒旗袍的累坠”，“眼前一切都呈现着明亮和活跃的气象。每一辆汽车都刷过一道崭新的喷漆的光，每一扇玻璃窗上闪耀着各方面投射来的晶莹的光，远处摩天大厦底圆瓴形或方形的屋顶上辉煌着金碧的光”，她忽然“觉得身上又恢复了一种好像是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让她混合在许多呈着喜悦的容颜的年轻人底狂流中，一样轻快地走”。在施蛰存、叶灵凤、穆时英和刘呐鸥等的现代派小说中，川流不息的大街不再单单是人物活动的场所，而且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甚至直接参与到小说的叙事中来。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开始并无明确的叙事指向。下班后的“我”并不急着回家，而是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行走，注视着雨中的行人，直到邂逅一位美丽女子主动地成为“护花使者”而无端地生发出多情的烦恼。《春阳》中的婵阿姨正是被繁华的大街和年轻的男女诱惑了压抑的欲望才又一次去银行偷窥那个年轻的男职员的。叶灵凤的《流行性感冒》全篇由男女主人公在街头的邂逅、约会和行走组成。“我”是“站在南京路一家洋书店门口”，邂逅了“像彗星一样出现”，又像“鳗一样消失在人群中”的蓁子，并开始互相捉弄的爱情游戏的。如同波德莱尔抒情诗中的巴黎闲逛者，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人物也常常是上海街头漫无目的闲逛者，大街上的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惊颤”体验，导致叙事的最终去向。 流动的大街不仅是都会的风景线，更是城市交通的主动脉。汽车、电车和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几乎与大街同时进入了现代派作家的视野。都市的“人们是坐在速度的上面的”(刘呐鸥《风景》)，“甲虫似的汽车塞满着街道”(刘呐鸥《礼仪和卫生》)。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里的小德和刘颜蓉珠，这对法律上的母亲和儿子“开着1932的新别克，却一个心儿想1980年的恋爱方式”。“1932的新别克”和“1980的恋爱方式”分别象喻了都市生活方式的时尚和违背伦常的情感游戏。洛依的《在公共汽车中》描写了公共汽车上都市浪漫而刺激的恋爱场景：在颤动的车厢、昏黄的灯光和震响的机声中，“我的肩骤投入了他的怀里，虽然有昏黄的灯光，与震响的机声，也荫蔽这火烧得双颊，与翕张的唇吻了”。施蛰存《雾》中的主人公素珍小姐在去上海的火车上，与“青年绅士”陆士奎长时间地注视后产生了好感。她先是“偷瞧一眼”，然后“再冒险着看他一眼”，发现了他与自己理想丈夫的标准“完全吻合”，于是“本能地脸热了”。刘呐鸥的《风景》中那位本打算到县城去陪丈夫度周末的县长太太，在火车上与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偶遇后竟然中途相邀下车，在美妙的乡间风景中放纵野合。快节奏的现代交通工具不但直接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拓宽了到达范围，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时空选择，而且培育了短暂便捷和浪漫刺激的情感体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叶灵凤把都市摩登女郎修辞成最时髦的流线型汽车，她“象一辆一九三三型的新车，在五月橙色的空气里，沥青的街道上，鳗一样的在人丛中滑动着”，“迎着风，雕出了一九三三型的健美姿态：V型水箱，半球型的两只车灯，爱莎多娜·邓肯式的向后飞扬的短发”(《流行性感冒》)。刘呐鸥《游戏》中的移光对情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现代都市爱情的短暂和虚假，“你这个小孩子，怎么会在这儿想起他来了？我对你老实说，我或者明天起开始爱着他，但是此刻，除了你，我是没有爱谁的”。“在这都市一切都是暂时和方便的”，都市的摩登女郎甚至认为“loving-making是应该在汽车上风里干的”，她“还未曾跟一个gentleman一块儿过过三个钟头以上呢”(《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如果这高速度的恋爱失掉了她的速度，就是失掉了她的刺激性。”(《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交错纵横的都市大街和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把人们的都会生活和情感心理变成了直线型和快节奏。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在现代都市的流行时尚中分崩离析，瞬间直露的感官刺激替代了传统的羞涩缠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美尔说：“大都市的人际关系鲜明地表现在眼看的活动绝对的超过耳听，导致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汽车、火车、有轨电车还没出现的十九世纪，生活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景：人与人之间不进行交谈而又必须几分钟，甚至几小时彼此相望。”[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