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鲍昌的“系统论意义的整体性”、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以及钱理群等人的“二十世纪文学”等命题的提出，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引入整体性研究的视野之中。然而反观这种整体性文学史写作现状，我们发现以“20世纪”、“百年”等命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虽具有宏阔的理论构架，但因缺乏“打通”整合的内在逻辑机制而给人一种拼盘之感。这里存在着两个阻碍彼此贯通的纠结点：“五四文学”和“体制化文学”。迄今为止，无论是何种文学史范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总被描述成对立状态，或隐或显呈现着某种断裂性：前者高悬，有意无意地被神话化了；后者沉沦，备受压抑，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当代文学整合进程的悬置或暂停。本文试从“整体性”的视阈对此进行清理和定位，以便使文学史书写在“现当代文学是一体”的思维理念下更加统一有序，也更加合历史合逻辑。 一、五四文学的高悬：导致文学史整合的断裂 五四新文学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源头，它的文学史意义历来非同寻常。在80年代启蒙语境里，五四文学在“继承五四精神”、“回到五四”等口号的簇拥之下，被抬升到历史的制高点，进而与新时期文学对接，形成一个五四“神话”式的“凝视”。这个“五四凝视”是以理想乐观为动力，在寻找文学阶段对接的承续性的同时，又遮蔽了文学阶段间隔的合理性。“五四神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五四文学纯粹姿态的永恒化。在现当代文学发展中，五四文学因具有开端性意义而常被用以衡量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标准。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精英尽管在文学观念上分歧颇多，但对“五四”的阐述逻辑具有“态度同一性”，只是主流意识形态取其文学政治性，而知识精英取其文学审美性。正是这样的逻辑深深规约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其他时段的文学都要生存在五四的标杆之下，因而其文学成就与缺陷都跟五四有关。“五四神话”还有另一层含义：它恰逢其时地处于“新/旧”、“现代/传统”等二元对立的临界点上，叙述者正是利用这一契机整合五四前后涌入中国的西方各种主义，营建成一个含混驳杂的文化空间，这正是“五四神话”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所以，“五四神话”是叙述者依照某种意识形态的信念而作出的对“五四记忆”的辉煌塑造。在纷至沓来的各种主义中，“五四神话”最终落在五四阐释者对“独立民族国家”这一宏阔的想象以及对一种“主导性文化”存在的信仰之上。从而，五四顺理成章地为各家各派所接纳和利用。 其实，现当代文坛并非无人质疑被权力叙述者所操控的“五四神话”。鲁迅早就看到五四文化语境中“个性解放”、“人的解放”的脆弱性、先天不足性以及不可实现性。从某种意义上，他对“个性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质疑实际上也是对“五四文学”的质疑，它表明五四启蒙将面临一个新的转折。就此而论，1928年文学革命转为革命文学，并非如人所说的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社会历史和文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只不过是将时间往上提前而已。40年代周扬曾从“五四文学”与“延安文学”之间的差异来评价五四，指出五四文学运动的缺失在于没有解决“与工农群众结合”这一“根本关键问题”，而《讲话》在此方面则更伟大且更深刻。① 周扬斯论隐含着将“五四神话”镶嵌在历时性文学评价的标准体系之中，但他在剥落“五四神话”色彩的同时，又装扮着以《讲话》为标志的延安文学。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五四神话”质疑的焦点集中于五四的政治功利这一内在局限上。这样，五四文学无论是在文化格局还是在艺术观念方面，都与建国以后的体制化文学具有异质同构的关系。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曾对“五四神话”进行了还原，他选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新青年》中的文体对话、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章太炎的白话试验、北大的文学史教学以及新诗的经典化过程等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从政治、思想和文学等维度来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② 这有助于我们从文学史起源生成的角度来评价五四。 既然对五四源头的阐释关乎现当代文学整体观的性质，那么，基于正本清源的原则，文学史的编写者们就不能不格外关注现当代文学源头之源——天安门广场内外这一“叙述场”。其一，如果叙述场被设定成广场内所举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那么文学史因强调“政治判断”必将呈现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因为五四孕育了新生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并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所以毛泽东及其执政党共产党一直清理着五四文化空间的含混性，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中最终完成了对五四新文化的整塑。最早一批五四阐释者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包括毛泽东并未被僵化地判定为革命领袖，他们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运动初始阶段，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就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是因为它提示了一条具体的道路，即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新中国，毛泽东也因此由最初的启蒙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五四新文化选择了鲁迅、胡适等人作为其代言人一样，五四之后所形成的战时文化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他以文化正统继承者的身份，给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高度热烈的评价。③ 据他解释，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所领导的。这就是说，抗战以后所出现的新的文化规范，正是前一阶段文化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当代文学走向因之不失时机地得以改变。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一直给予五四以很高评价的最重要的原因：没有五四，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政治判断规约着不少现当代文学史编写者的书写脉络，许多没有为政治革命做出贡献或贡献甚微的作家及其作品不是匍匐在文学历史的地表就是被压抑于其下；即便是左翼作家，其作品也会因革命性强弱而被分级。 其二，如果五四叙述场被设定成天安门广场之外所进行的文化革新，那么文学史因强调“文化判断”自然呈现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纵向上，倘若我们将时间前推到1917年，现当代文学史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就侧重于西方文化催迫下的突变性；如果更向前上溯至晚清，它会侧重于文化内部的量变即渐变性，而西方文化的涌入则是其外部的条件。前者强调现当代文学对近代文学的背离，逻辑思维上强调“断裂”；后者则倡扬打通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藩篱，逻辑思维上强调“延续”。横向上，倘或采用陈平原立足于广场且更大于广场的多维解读，文化合力的作用自然会成为五四文学的催生之源。由之，我们也就有打通整合现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可能。可见五四文学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绝对和纯粹，它本身是多元多维的，具有多种书写的可能；对它不同的阐释，都将影响到现当代文学整合的平滑程度、性质向度以及文学史叙述的丰满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