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26.1；I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7)03-0063-06 穆旦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重新发现的现代诗人，是今天的新诗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绕不开的重镇。20世纪30、40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且在当时不少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那么后来的文学史著作何以对他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视其为重镇呢？他是如何被“重新发现”而走进文学史变为“经典”诗人的呢？这是一个与接受场域，特别是不同时期人们对于新诗发展想象相关的问题，是一场言说与被言说、阐释与被阐释的文学话语实践活动。本文将对这场许多人参与且富有历史意味的文学史事件进行清理，以揭示穆旦被阐释进新诗史的内在话语逻辑，进而对新诗经典化问题进行反思。 穆旦在20世纪30年代读高中时就开始诗歌写作，20世纪40年代出版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旗》等，受到关注，被誉为“宝石出土”、“放出耀眼的光芒”[1]。王佐良认为：“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2] 强调了穆旦诗歌在中外文化挤压下的内在矛盾，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而又具有“非中国的”特点。这里的“非中国”并非贬义话语，而是一种新诗质素，一种风格指认。王佐良还指出穆旦诗中具有一种“受难的品质”和“肉体的感觉”[2]，也就是精神承担与身体书写。袁可嘉则以现代诗歌建设为视野阐释了穆旦诗歌所具有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特征及其意义[3]。唐湜认为，穆旦诗中包含“辨证”的观念和“自我的分裂”，以及“丰富的痛苦”体验[4]，认为“他只忠诚于自我的生活感觉，不作无谓的盲目的叫嚣，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良心”[4]，揭示出穆旦诗歌独特的生存体验与诗学个性。不仅如此，他们还站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高度，给予穆旦高度评价。唐湜认为穆旦与绿原等人同处于“诗的新生代”的浪峰之上[5]；袁可嘉则将穆旦看成是“这一代人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认为他“追求艺术与现实间的正常的平衡”，代表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6]。1940年代初，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收入穆旦11首诗，在量上仅次于徐志摩，与艾青持平，而郭沫若仅6首，戴望舒3首。可见，在闻一多心中穆旦的地位是很高的，这是最早从新诗史角度对穆旦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言说者多为穆旦的同学、诗友，其诗歌阐释传播空间，因战时环境以及他那独特的诗风，而相当狭小，“只有朋友们才承认它们的好处；在朋友们之间，偶然还可以看见一卷文稿在传阅”[2]，除同学、诗友外，他“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2]，穆旦包括他那些诗友尚未进入当时文学的中心地带。不过，王佐良、袁可嘉、唐湜等人的言说，对后来穆旦的“重新发现”，特别是对文学史叙述的意义深远。他们的许多观点，诸如“非中国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丰富的痛苦”，以及“艺术与现实”的平衡等，被后来的言说者不断引用、延伸，成为今天许多文学史、新诗史解读穆旦的重要基础与立场。 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穆旦屡受冲击，几乎停止了诗歌创作，其诗歌亦因“非中国”的现代主义倾向，而失去了相应的传播空间。穆旦在文学史上处于缺席状态。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话语的展开，穆旦重新进入读者视野。不过，这一时期，他是作为“九叶派”诗人中的普通成员而被接受和阐释的，时间大致是1980-1986年。 其实，早在1978年，司马长风就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对穆旦作了简要介绍，称其诗歌“意境清新，想象活泼，又善于用韵，因此累赘的散文外衣，阻不住她的情意飞翔。”认为《诗八首》虽为情诗，但风格独异，“把热爱浓情都化作迷离的形象”，令人回肠荡气[7] (p.227～228)。该文学史以独特的体例和另类的述史话语，对当时大陆学界产生很大冲击，穆旦能重新进入读者视野与它的正面评述不无关系。1980年，《文艺研究》第5期刊发了艾青的《中国新诗六十年》说：“在上海，以《诗创造》、《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辛笛，杭约赫(曹辛之)、穆旦、杜运燮、唐祈、唐湜、袁可嘉以及女诗人陈敬容、郑敏……等，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了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划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8] 显然，艾青是以新诗60年历史为背景谈论他们的，给他们的定位是“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了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在当时，现实主义尚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是作家革命身份的重要标志；而现代派则仍与政治腐朽、没落话语相关，所以艾青只能在技巧层面谈论穆旦等人与现代派的联系，将他们在本质上剥离于现代派。艾青对穆旦等人的定位——“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派的表现技巧”，为穆旦等诗人的出场提供了合法的话语依据，这是艾青该文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日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文学史著述就是在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技巧层面指认这批诗人的。 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上述9位诗人的合集《九叶集》，赋予他们“九叶”称号。袁可嘉撰写的《九叶集·序》非常重要，它同样是为这批诗人的重新出场提供话语依据。他说：“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他们“反对颓废倾向”，虽然在艺术上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手法，但“没有现代西方文艺家常有的那种唯美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虚无主义情调”[9] (pp.3～5)。在政治上，赋予他们爱国主义的人民立场，艺术上则将他们与西方唯美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虚无主义区别开来，强化他们重新出场的话语依据。“九叶”这个称号后来受到不少人质疑，它确实不够准确，因为那批诗人远不只9位，但在当时却很重要，因为名正才能言顺，命名是进入文学史的关键一步。袁可嘉该文的最大贡献是为那批诗人进入文学史命名。《九叶集》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诗人，并没有突出穆旦的地位，但是借助《九叶集》穆旦开始为人们所熟悉，逐渐出现在一些评述文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