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26.1；I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7)03-0069-07 对穆旦及其诗歌评价的观点不一。赞誉者称他是20世纪中国新诗第一人，称他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他的成功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1]；否定论者则说他的诗“过于仰赖外来的资源”，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造成了穆旦的失败”[2]。观点的对立势若南北两极；但却都认定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即穆旦及其诗歌的“非中国”化。不错，西方背景使穆旦诗歌充满显豁的“反传统”迹象。对此不但论者们纷纷指认；诗人也坦承自己的诗中传统的诗意很少，认为旧诗形象“太陈旧”[3] (p.178)。尤其是文本的表现更使其反传统“铁证如山”：理念、知性和经验支撑的“现代感”，客观对应物和戏剧化手法非个人化运用的高频率，人称和视角转换的频繁，英文字母“O”的不时启用等等，从内涵、思维到抒情方式、语言句式的欧化异质性，都昭示出和古典诗歌对抗的审美指向。因此，说穆旦是对抗传统的现代性歌者，是“艾略特传统”的中国传人，他的成功乃受惠于西方现代诗风，这一文学史判断在中国学界已成不争的定案，亦无需多论。 穆旦诗歌的外来资源和本土传统关系果真那么壁垒森严吗？它彻底割断了和古典诗歌之间的精神乃至艺术联系吗？答案是否。准确地说，是穆旦诗歌的反传统姿态，令人们生出它和古典诗歌无缘而对立的错觉。其实诗人一直置身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艺术传统之中，富有理性实践精神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使他难以产生西方现代派艺术极端个人化的自我扩张；潜伏在灵魂深处的丰厚的艺术传统也不允许外来影响反客为主的同化；尤其是对于他这样真诚自觉的艺术探索者来说，兵荒马乱的现实永远是充满诱惑力的领域。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倒向艾略特、奥登传统，而始终是西方和古典的两个“新旧传统在他的心里交战”[4]，他的诗对抗“古典”的背后，依然有“古典”传统因子的强劲渗透和内在传承。或者说，穆旦对传统诗歌并非全盘否定，而只反对其模糊而浪漫的诗意和“风花雪月”式的陈词滥调而已。 以别样的姿态“拥抱人民” 法国学者米歇尔·鲁阿称戴望舒、艾青等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诗人思想本质上都是中国式的，这一判断堪称卓见。事实上穆旦诗歌和古典诗歌深层关联也在精神情调上。传统诗歌在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中，一直重群体、轻个体，以入世为正格；而穆旦诗歌从个体本位出发，似乎与重个人的西方文化相通，但它心灵化的背后分明有传统诗精神的本质制约与延伸。他那些以知识分子视角透视、感受现实的诗歌，呼啸着强劲的中国风，其深层文化意蕴是以家国为本的入世情感和心理，从中人们仿佛可以触摸到现代中国人灵魂的骚动不安，它们折射着特定时代痛苦矛盾的感情和精神表征。 出于对走入艺术却走出人生的现代派诗歌的反拨，穆旦从1930年代登上诗坛起，就不愿做夜莺般的琴师向壁低吟，经营风花雪月、饮酒弹唱的消闲文字，更不做未来世界美丽却虚幻的空头梦想，构筑纯个人化、技巧化的娱性诗；而是应和现实的感召，执着于“此岸”关怀，要“到人民的搏斗里去，到诚挚的生活里去”[5]，“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赞美》)。这种对人民和民族的“拥抱”姿态，显示了知识分子正义、良知的精神立场，也规定了诗人抒情空间的选择。即置身于战争、动乱的文化语境中，总在九叶诗人的象征、玄学、现实结合的路线中突出第三维即现实因素，不大经营完全属于一己的情感，即便有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为在时代变幻中完成自我的蜕变与新生，所做的自觉的内省与否定；并力求将自我探索融入社会上升为群体意识的诗意闪烁。 更多的情况下，诗人是将灵魂的触须伸向时代、现实、人民、民族命运等宽阔的情思地带，做忧患的人生担待，和对芸芸众生的终极关怀，其间充满传统诗歌的人文精神。这种倾向在诗人涉足诗坛不久即初露端倪，“沉夜，摆出一条漆黑的街，/震出老人的工作声音更为洪响。/从街头处吹过的一阵严肃的夜风，/卷起沙土。/但却不曾摇曳过，/那门板隙中透出来的微弱的烛影”(《一个老木匠》)，对社会底层不幸的诗意抚摸，也揭示了诗人和世界之间的异己关系，冷寂客观的场景里隐匿着一股同情、悲切的情绪，忧郁而凄清。诗中的忧患是挚爱的关切，更是一种命运的惋叹。而至20世纪40年代，《野外演习》、《轰炸东京》、《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等诗都开始正面描写战争，关注现实的旨趣越发强化。《农民兵》已从普通的生命看到人间的不公，从生命对生命的压迫发掘社会良心，“他们是工人而没有劳资，/他们取得而无权享受，/他们是春天而没有种子/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字里行间溢动着对社会底层感叹牵念的民本思想，有别于居高临下的“启蒙”、同情的冥思，使诗指向了对灵魂的深刻拷问，甚至不无超越庸俗的口头政治的反战情绪。正是基于这种对民众的“大爱”，诗人才在从“不能够流泪的”(《赞美》)农夫身影，透视出整个民族内忍坚强的品质，赞美中华民族的脊梁——农民的献身精神，让人感受到民族的力量和希望。同时，和爱相对应的是与生俱来的批判意识被激发的强悍无比，不遗余力地发掘现实的黑暗、丑恶与荒谬。“我们是20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情感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却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隐现》)，悖论式的混乱逻辑，以一种可怕顽固的方式存在于生活之中，展示了人受制于环境又难以改变环境的悲剧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