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26.1；I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7)03-0076-06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思想文化环境变化，使中国诗歌有可能逐渐从国家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回到个人有话要说的前提，回到诗歌作为一种想象方式的艺术探索。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七、八十年代诗歌”，是现代汉语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经由被政治激流湮没的几代诗人“归来”和“朦胧诗”诗人群的“崛起”。它们修复与重建了人与诗的尊严，并在新的语境中展开了多元的艺术探索。 被当代诗歌批评界称为“归来的诗群”，其命名可能缘于艾青1980年5月出版的诗集《归来的歌》。这本诗集的出版不仅意味着“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① 的诗人艾青的“归来”，也象征着与艾青同时和比艾青更早“消失”的诸多现代诗人的“归来”。他们主要包括两部分诗人：一、因思想和艺术趣味不能适应“新的人民的文艺”而先后放弃诗歌写作的诗人：如40年代《诗创造》、《中国新诗》的诗人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二、因政治与思想运动受迫害而丧失写作权利的诗人：如受“胡风事件”影响失去了写作权利和人生自由的40年代“七月诗派”诗人绿原、牛汉、彭燕郊、曾卓、鲁藜等，以及50年代“反右”运动扩大化中因作品和言论被打成“右派”的诗人艾青、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昌耀、赵恺、林希、梁南等。 从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的诗《红旗》，到40年代的两个诗歌流派的重要诗人在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与《白色花》② 中群体亮相，这些诗人已经成为80年代中国诗歌一支非常重要力量。他们的“归来”，不仅意味着在诗坛消失的几代诗人重见天日，而且象征着中国诗歌的死而复生。事实上，邵燕祥在1978年初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悲欣交集地歌唱《中国又有了诗歌》，郑敏于次年像寻回自己的爱人一样欢呼“诗呵，我又找到了你”(《有你在我身边》)，分别从诗歌环境与内心认同这两个方面反映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来临。 “归来”的诗人的主要特点，是从“诗人必须说真话”③ 出发，重新续接了五四以来抒情与批判传统。因为说真话，诗便回到了有话要说的前提，回到了真情实感，回到了个人的想象风格；因为说真话，诗便能作为敏感的触须伸入一个个“禁区”，“唱人民的爱憎，革命的恩仇”；也因为说真话，诗才疏离了“假、大、空”的意识形态，重新走进了读者的心灵，引起人们的共鸣。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是中国诗歌与人民关系的一个蜜月时代，那时对诗歌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诗本身的关注，因为那是对生活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邪恶与正义的关注。无数的诗歌朗诵会，许多以隐喻突入思想禁区的诗句，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诗人的出现，让人们口耳相传，心潮起伏。当那个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过去之后，人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诗歌重视感情的独特性和艺术创新问题，或许不能理解为什么白桦《阳光，谁也不能垄断》一诗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共鸣；不能理解赵恺的《我爱》会如此深情地歌唱并不美好的流汗与拥挤：“我首先爱上了公共汽车月票，/珍重地把它藏进贴胸衣袋里。/虽然它意味着流汗，/虽然它意味着拥挤，/虽然它意味着一条能装进罐头的沙丁鱼。”然而，正如作者所说，“流汗与拥挤本身，就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庄严权利”。这种权利实际上就是正常的生活与人的自由。 虽然赵恺和当时的许多“归来”的诗人，更多从历史的进步而不是从人的权利的意义想象这个时代(在这首诗中，赵恺说“纵使我是一条鱼，也是一条前进的鱼”)④，但说真话却不仅使诗告别了意识形态诗歌的抽象性，而且引发了诗是否可以表现“自我”的辩论⑤，并经由辩论肯定了诗歌创作中个人感受、想象方式与艺术趣味的意义。这种肯定不仅使“归来”的诗人在政治上得以平反昭雪，而且让不同风格、不同流派、基于不同艺术资源的诗歌有了生存的合法性。 人与诗“归来”意味着社会体制与文艺观念对历史存在的重新接纳，而这群诗人也确曾带给人们30、40、50年代主题、诗风和诗艺的亲切回忆。特别在早期，艾青的《光的赞歌》让我们联想起他30、40年代与太阳和光明有关的一系列诗篇，而邵燕祥《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则是他50年代《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的续篇。然而，尽管他们中相当多的诗人坚持过去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自觉承担解放思想、变革社会和沉思历史的时代使命，但最让读者难忘的诗篇，给中国诗歌史所留下的无以替代的特质，却是凝聚着几十年被放逐的命运与血泪的变形意象与韵律，就像曾卓《悬岩边的树》：“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们是幸存者的证词，是历史的活化石。在“归来”的诗人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艾青(1910-1996)。这不仅因为他的历史声望，而是由于他“归来”后“说真话”的创作主张和风格变化的代表性。艾青是20世纪最有胸襟与气度的中国诗人，作为一个出生于乡村又受过城市之光照耀，接受过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与绘画影响的诗人，他用生命与激情拥抱交织着苦难与希望的大地，在30年代中后期写出过《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火把》等境界高远的诗篇。相比较那些表现着时代的大忧郁与大希望的诗篇，经历了被打成“右派”放逐到北大荒和新疆农垦区劳动20年后重新“归来”的艾青，感情与才华似乎有些枯竭，似乎失去了会通“实境”和抽象把握时代主题的能力，而且也不像过去的诗，悲愤中仍体现出内在的温润。长期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思想改造”和被放逐的命运，实际上有形与无形地剥夺了他整体感受与想象时代的权利和能力。“归来”后的艾青，最让人难忘的诗篇，是那些表现人生的沧桑和无常命运的诗篇，像《鱼化石》和《盆景》，通过生命的中断与扭曲状态，见证了一代人的遭遇。而他《失去的岁月》对无可追回的岁月的感怀，也让人感慨万千，“丢失了不像是纸片，可以拣起来，/倒更像是一碗水泼到地面/被晒干了，看不到一点影子”，作为一个有崇高声望的诗人，艾青“归来”后诗歌创作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诗作的成就方面，也在他被“晒干”的方面。而对这“晒干”过程的反思，也不应只局限于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