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3-0032-09 时至今日，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主要立足于学院文化的建设，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化不断进行的阐释更是从发展学院文化的中国学术出发的。我认为，王富仁的《“新国学”论纲》的一个主要之点即着眼于当代学院文化的建设，针对的是中国学院知识分子的学术观念存在的缺陷，以及由此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正常发展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我准备从对“新国学”理解出发，谈谈《“新国学”论纲》对当代学院文化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新国学”是通过对“五四”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化的重新认识建构起来的。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文化都是适应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发展起来的，文化与社会之间在整体上是统一的，体现的是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但是，中国现代文化与“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之间不存在结构性的“毛皮”关系。毛泽东青年时代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倡导运动的影响，他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概括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这个概括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是十分精确的。“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对此显然有更深刻的体验，他们明确认识到中国社会较之1840年前的状况在整体上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枪，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合，也只能煮个半熟。”① 鲁迅1919年的这一观察和认识，起码可以说明如下几点：一、1840年中国国门打开以后，西方事物和西方话语是通过中国文化并不认同的方式强行置入中国社会的，肢解了中国固有社会生活方式，这固然是民族“被动挨打”境遇的结果，但却反映出中国固有价值观念已经不可能维系变化了的整个社会生活，同时，夹杂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这些西方事物和西方话语又不可能使中国固有价值观念发生根本变化。二、这就是说，中国社会既不可能延续固有文化模式存在下去，也不可能通过“全盘西化”沦为西方社会的附庸，现实社会生活中羼杂着的中西事物和中西话语具有彼此无法相融、无法取代的性质和特征，而这些脱离其文化结构“整体”而以“部分”呈现的中西话语，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中间又不可能引起中西文化的整体观照和比较，这带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的失衡和信仰危机，鲁迅针对这一现象说：“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② 显然，改变这种“二重思想”，有赖于“五四”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创造。 更主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在整体上是互为隔绝的，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依照各自的结构逻辑发展起来的，建立在各自独立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中西文化的发展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影响而产生的困境；中国现代文化则是在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产生的，甚至可以说，离开了中西文化碰撞和影响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化发生的可能，但前述脱离其文化结构“整体”而以“部分”呈现的中西话语充塞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带来中国现当代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艰难性，时至今日更是通过中国学术表现出来的，体现在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认识上，反映了离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中西话语的影响带来的我们认识上的混乱。如果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整体上既不是为“发展”也不是为“颠覆”中国现当代文化而存在的，在整体上与中国现当代文化根本不同，那么，怎样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就不能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此而言，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化并非是在1840年后的中西文化碰撞中自然萌生的，其发生过程更体现了新文化倡导者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的主体精神作用，他们与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在直面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切实感受和体验中建立起来的，这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主体建构和创造过程，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再以其固有形态呈现，而转化为他们开拓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缺之不可的组成部分。鲁迅和郭沫若与一些中外作家有非同一般的精神的联系，如鲁迅与嵇康、阮籍，与果戈理、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如郭沫若与歌德、惠特曼、泰戈尔，与屈原、庄子，离开了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难以形成他们作品“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但也显而易见，这些外部影响因素是在他们对中西文学整体感受和认识中形成的，在他们作品中是浑然一体表现出来的，成为他们感应中国社会人生的创作主体的构成因素，内化为他们精神主体建构和创造的有机成分——所以，我们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出发显然难以领悟鲁迅同名之作的“忧愤深广”，楚辞或者庄子的作品自然也不可能引领我们真正感受和认识《天狗》中“我的我要爆了”的博大意蕴。我认为，看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在我们的认识中，与中西文化相联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一旦离开了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主体境遇感受，离开了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的精神主体建构和创造，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就会发生“主体”的位移，表现为“主体”向在自身“结构”中显示其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偏移。诸如“五四”后出现的新儒家学派无疑是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这使它离开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现代文化形态的表现，但它却是倚仗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对立而产生影响的，新儒家学者站在对古代文化直接继承的观念和立场上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中国文化，反映了他们的“身首分离”，言说话语与实际境遇感受相悖反，说明他们的思想文化观并不是建立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应有的切实体验和感受之上，他们难以感同身受认识到中国文化变革的必要性。这更是一个文化发展观的问题，实际上，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化，或者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其发生和发展与固有传统之间联系的形成都不是通过直接继承实现的，都不能不建立在变革基础上，欧洲文艺复兴通过对欧洲中世纪文化的整体变革使古希腊文明焕发了新的生命，章太炎对先秦思想文化价值的发现是通过对时至清末独尊孔子的宋明理学的反拨实现的，鲁迅与魏晋文学联系的形成更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整体变革要求之上，体现的是以“立人”为宗旨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开创。对比之下可以看出，作为现代文化形态表现的新儒家学派仍然坚持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直接继承，体现的是一种文化退化和消亡的观念，这种颠倒了的价值评判形式在中国文化的实际发展中是具有虚幻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