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3-0024-08 应该说“新国学”的概念，是很容易被误读的。我自己就曾经望文生义地认为，王富仁先生提出“新国学”，就是要站在他一贯坚守的“五四”新文学的立场，对传统“国学”进行“新”的研究与阐释，以和“新儒家”区别开来；我是赞赏这一努力的，只是因为不在兴趣范围之内，也是自己的学力所不及，就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一些年轻朋友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怀疑，以为这意味着王富仁从原有的新文学、新文化立场有所倒退。 但这都是误解，而且是不应有的。因为只要认真读一读他的这篇《“新国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这些想当然的“理解”就会不攻自破。可悲的是，我们却不愿意沉下心来读原文原著，弄清提倡者的原意，只凭借“想当然”而妄加猜测与评论。 《论纲》早就开章明义：“新国学”“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①。这就是说，王富仁提出“新国学”的概念，并不是站在某一个学术流派的立场上，而是立足于“中国学术”的全局发表意见。作为一个学人，王富仁当然有他的学术立场，如他在许多文章中所表露的，他是坚定的“五四”新文学派，用他在该文中提出的概念，他是属于“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派”的；而且在我看来，这一立场是不会变的，就在这篇《论纲》里，他也强调“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中国现当代学术存在的依据，也没有我们这些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的存在依据”，但维护“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却不是他的《论纲》的任务。他提出“新国学”，是要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这是他的“新国学”的两个基本概念。因此，他所谓的“国学”，“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是“中华民族学术”的同义语。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将“国学”(“民族学术”)内部，长期被视为“势不两立”的各个派别，“联系为一个整体”，建立一个“超越性价值标准”，也就是“在一个更大的统一体中”，建立“自我和自我对立面共享的价值和意义”。王富仁说：“我把参与中国社会的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就视为我们的‘国学’”。 这样，他的“新国学”就和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区分开来。首先是外延的扩大：传统“国学”，始终把目光限制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范围内，而“新国学”却是强调所有“用汉语言文字写成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应当包含在我们的学术范围之中”，同时，“中华民族内部的各少数民族成员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对本民族文化或汉语言文化进行的所有研究，理应属于‘国学’的范围”。概言之，王富仁是把“国学”理解为“由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构成因素构成的学术整体”，因此，他强调，他的“新国学”的概念，“不是规定性的，而是构成性的”，这正是“新国学”和传统“国学”的内在的质的区别所在。传统“国学”是有“先验的规定性”的：不仅它是在“‘中—西’二元对立的学术框架中与‘西学’相对立的一个学术概念”，而且包含着一种先验的价值评价，一种必须“战胜”、“取代”以至“吃掉”对方的学术冲动。而这正是“新国学”所要超越的：它要避免绝对对立，希求建立“互动的学术体系”。因此，在王富仁的新国学体系里，他所说的“学院文化”、“社会文化”、“革命文化”，以及各自内部的各种派别，都是在矛盾、论争中“同存共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王富仁的“新国学”概念，对他自己所坚守的“五四”新文化、社会文化立场又是有所超越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一种包容。这其实也正是他的“新国学”概念和传统“国学”的关系：不是对立、取代，而是在其基础上的超越和包容。 这同时决定了他的研究方法的特点：强调全局的、宏观的把握，着重于理论概括和整体归纳。而这样的研究，在当下中国学术界也是最易遭受非议，甚至是不合时宜的。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有过宏观研究的热潮。王富仁当时就是这一学术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我曾在一篇题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的文章里指出，“宏观、综合研究的兴起”是80年代“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②。90年代以来，“人们批评‘浮躁’，提倡‘沉潜’，强调‘继承’，主张下力气解决各学科的具体问题，这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味沉湎于具体对象的“微末的细节”，显示出一种“小家子气”。记得在90年代末，王富仁先生就在《李怡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序》一文里提出批评，强调“总得有点理论深度，有个居高临下的气势，有个囊括一切而又能分辨出其不同等级、不同个性的框架”。我也写过一篇《我们欠缺的是什么》的短文，予以呼应，提出“我们不但要培养钱钟书这样的大学问家，也要鼓励有条件、有志气的年轻学者作‘建立不同层次的思想、学术体系’的努力”，以为这是事关中国文化、学术长远发展的大局的③。我们的呼唤自然引不起什么反响。到了新世纪，鉴于浮躁的学风的变本加厉，我也曾呼吁要加强学术研究的文献工作，强调“史料的独立准备”的重要，但我同时指出要有“独立的理论与方法，独特的眼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以史料见长的学者与以理论见长的学者，是应该互补的④。但在现实中，学术界总是跳不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结果就是王富仁在他的这篇《论纲》里所说，人们依然把“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和“观念的革新与理论的概括”对立起来，扬前而贬后，人为地将有不同的学术修养、追求，采取不同研究方法的学者分裂开来。我以为这也是“新国学”的概念遭到误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作为具体的学术观点，“新国学”自然有许多可议之处，但其所提出重建民族学术“整体性”与“独立性”，作“体系性”重构的任务，却是非常重要而及时的，其方法论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在基本弄清了王富仁提出“新国学”概念的原意的基础上，下面我想从自己关注、思考的问题的角度，谈谈“读后感”。 王富仁在《论纲》里指出：“直到现在，在中国的学者中仍然存在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严重隔膜乃至对立情绪”；在另一处他又谈到了对“革命文化”的排斥和全盘否定。这正是我在观察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思潮时所感到忧虑的。我在一篇题为《科学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的文章里曾谈到，“中国的学者至今还没有摆脱‘非此即彼，不是全盘否定，就是全盘肯定’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处理如此复杂的20世纪中国经验时，就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或者更为重要的是，最近二十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盛行着两种思潮：或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在‘割裂了传统’，因而主张‘回归儒家’；或者以为对西方的经验，特别是美国的经验的拒绝，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主张‘走英美的路’。把目光或转向中国古代，或转向外国(而且限于西方世界)，却恰恰忽略了‘现代’(20世纪)与‘中国’，即使讨论现代中国学术和文学，也是偏重于亲近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那一部分学者与作家。这样，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现实的变革，以解决现代中国问题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反而被排斥在视野之外。”⑤ 这里所讲的也正是王富仁所说的对“社会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忽视与排斥。这自然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的原因的；而王富仁在《论纲》中，则从现代思想、学术发展的内在问题的角度，作出了他的分析，我由此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