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3-0012-12 “新国学”是我新近想到的一个学术概念。我在《新国学论纲》中就曾经着重地指出：“‘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它是在我们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做出的新的定义。”①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国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与我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体验有着直接关系的。在这里，我重点谈一谈“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提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存在与发展，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不论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怎样分期，它的上限和下限定在哪一个特定的年代，但有一点则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暨新文学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式诞生，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以现代白话文为主要语言载体的文学，并且是以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现代戏剧为主要体裁构成的新的文学格局。它曾受到西方文学的显著影响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之后，围绕着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的评论和研究就开始了，但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在中国大陆形成。它是以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为标志的。也就是说，包括其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都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产物。 严格说来，“国学”这个概念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产物，但它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是在“五四”新文化尚未产生之时先期进入中国文化的。在“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中学”与“西学”之争，但那时的“中学”，不论是在复古派官僚那里，还是在洋务派官僚那里，指的仅仅是在当时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并且是被宋明理学家系统改造过、顺从了异族政治统治的有清一代官僚知识分子所接受和运用的伦理道德系统，而现代科技则被划归西方文化并且作为对西方文化全部内容的理解和运用。严格说来，那时的“中学”和“西学”之争，更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两条政治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争论的是在面临具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情况下清王朝采取何种政治策略的问题，其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具体翻译出来，只不过是维持清王朝固有的政治统治秩序，为此目的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增强国力，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活动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国学”则是一个学术概念。在章太炎主持《民报》编务期间，就已经提出“国学”这个概念，这使他与当时同盟会的大多数革命者有了一个严格的区别：他不但重视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同时也高度重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力图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掘出中华民族现代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正是在这一意向的推动下，他首先突破了宋明理学的排他性文化框架，将自己的文化意识从固有的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将中国古代文化视为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倾向构成的一个文化整体。辛亥革命之后，他退出政治舞台，主要从事“国学”的研究和倡导，举办各种形式的“国学”讲习活动，使“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在中国学术界扎下根来。他的“国学”，简略说来，就是与西方固有学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固有学术，它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语言学三个主要部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又包括儒、释、道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实际上，他的“国学”就是中国古代高雅文化的总称。 章太炎是反对“五四”白话文革新的，他的文化观念也主要是在中国古代高雅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戏剧、小说在内的中国古代俗文化传统，并不在他的“国学”范围之内，所以，他的“国学”又常常与“国粹”混淆在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又用“国故学”这个概念对章太炎的“国学”概念做了修正，将中国古代的戏剧、小说、金文、甲骨文研究等等，都补充到“国学”这个概念当中来，也不再辅以固定的价值评价，严格区分了“国学”与“国粹”的界限，从而使“国学”这个学术概念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总称，但它仍然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上世纪20、30年代，很多大学都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界不再使用“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在这时正式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也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不发生任何关系。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艺理论、语言学(包括普通语言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成为中国高等学校文学教育的主要课程，也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主要学科。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都是一个结构整体，其中的任何一个独立的研究学科都是在这个结构整体中存在和发展的，既可能受到这个结构整体的激发而获得发展的动力，也可能受到这个结构整体的束缚而失去继续发展的契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其中的某些方面保持着发展的势头而另外一些方面则处于停顿乃至萎缩的状态。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的这个整体格局中运转和变化的，而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又是在当时整个中国文化大格局中运转和变化的。 众所周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个民族国家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建构起来的。它的政治形态不同于现代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它结束了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被动挨打的历史局面和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的动乱格局，给中华民族在和平条件下发展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可能性。它的初期阶段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重构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化总体格局重构的历史时期。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不但是现代民族国家重构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文化总体格局重构的核心内容。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正式形成，实际也是重构中国文化总体格局的产物，是这个重构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不但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得以顺利产生，而且保证了它的初期阶段相对顺利的发展。直到1957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在整体上都处于生成和发展的阶段。相对完整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以鲁迅研究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初步展开，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得到相对顺利发展的主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