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7)02-0007-05 一、标准和模式的思想源头 《文艺报》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下的文学媒介刊物，在建国初期起到了动员全体国民、增强民众凝聚力、建构国族认同的重要作用。《文艺报》从创刊之日起，就参与到新中国的文艺建设进程中，伴随着“十七年文学批评”拉开了历史序幕。在文学批评标准上面，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是我们分析的重点，学者洪子诚认为：“在文学批评的标准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承认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但他还是提出了应当遵守的‘基本的批评标准’，并把它划分为‘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项。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政治标准‘第一’而艺术标准‘第二’。政治、艺术标准的具体涵义，会根据不同形势而有变化，但是，作品中所显示的政治立场，作品对于现实政治的效用，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经常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文学批评的这种标准，在当代，常呈现为是否写出生活‘真实’，生活‘本质’，是否表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走向。不过，有关某一作品是否‘真实’反映生活‘本质’，往往无法确证，成为因人因时而异的争吵。因而，对于是否写出（或歪曲）‘真实’和‘本质’的‘结论’，最后必然由政治、文学权力的拥有者来宣布。”[1]《文艺报》在建构“十七年文学批评”规范进程中，特别是批评标准和模式范畴方面，起到的作用可以从其参与的传播角色中寻找到历史发展的足迹。 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其主要的效仿对象——苏联文艺有着不可否认的连带关系，在当时看来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似乎就是，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新中国提供最直接的帮助，因此借鉴苏联文艺学的成功经验，不失为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对苏联文学理论的介绍，自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陈望道、冯雪峰、鲁迅等人翻译了一大批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文学以及理论的介绍和推广，主流意识形态显示出巨大的热情和持续的关注。我们看到，早在《文艺报》1卷1期上，茅盾的《一致的要求和期望》一文中，就提到了加强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要加强学习进步的文艺理论，学习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肃清欧美资产阶级没落期的文艺曾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影响，要克服形式主义的偏向，但尤其重要的，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获取进步的革命的社会科学知识。”[2] 对苏联文艺理论的学习，离不开报刊杂志的传播和推广。《文艺报》在这个时期，对来自苏联的理论消息和文艺动态是较为关注的，《文艺报》上的“文艺动态”栏目经常性地报道来自苏联的文艺消息。如在1卷2期上刊发的一组文章，包括黄药眠的《欢迎苏联的文化使节们》，关于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介绍的文章《法捷耶夫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丁玲的《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曹靖华的《苏联文学在中国》，萧三的《略谈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近况》，古元的《珍爱艺术的国家——旅苏记录的片断》，甘驭的《苏联电影之一翼》和贺绿汀的《漫谈苏联音乐与中国音乐》等。随后一期《文艺报》更是在开头刊登《法捷耶夫与中国作家交换文学的意见》，包括有姚远方的《苏维埃战时文学成了我们无形的军事力量》、王朝闻的《题材与主题》等发言稿。从参会人物来看，有茅盾、周扬、丁玲、郑振铎、胡风、柯仲平、冯乃超、俞平伯、赵树理和冯雪峰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再如《文艺报》1卷6期上“文艺动态”栏目刊发了《苏联电影脚本问题》、《苏联电影艺术的高等教育》、《论文学的民族性》、《珍惜苏维埃作家的干部》、《争取有助于剧作家的批评》等。对苏联文艺理论的介绍，不仅仅局限于翻译文章，还体现在转载苏联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评论，如《文艺报》2卷5期转载了《真理报》的“专论”《反对文艺批评底庸俗化》 （附：《十月》杂志编委会的自我检讨）；1952年《文艺报》21号上的“社论”《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伟大著作》和《学习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学艺术的指示》，在其“编辑部的话”中我们看到： 我们应该十分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这一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的指示，我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尤其应该着重地认真学习，本刊上期曾对这个重要文件作了极不完整的介绍，这是一种不严肃的轻率的举动。现将这个报告中的关于文学艺术的部分摘出转载。[3] 这期《文艺报》上配发了冯雪峰的《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将这样的学习精神加以强调和重申。而1952年22号上发表的《向先进的苏联电影艺术学习——记中苏电影艺术工作者的座谈》也在提醒我们对苏联文艺经验的学习是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界的主要思想潮流。又如1952年《文艺报》24号同时转载了苏联《真理报》的社论《文学批评的战斗任务》、苏联《文学报》社论《作家的思想武器》。类似的介绍苏联文艺政策、讲话和报告的文章在建国后到50年代中期的《文艺报》上随处可见其踪影，由于涉及的篇目众多，在此不再繁举。这个时期对苏联文学作品的介绍也出现了一个高潮，包括《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迅速地在我国传播开来，并且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有关苏联文艺理论的著作也不断地翻译进入中国，苏联文艺学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文化规范，在介绍和引入的进程中也被携带过来，但是这种引入并非是全盘的，而是更注重实用性和意识形态诉求的考虑。“封闭的中国唯一保持了与苏联在文艺领域内单向的文化流通，大量的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也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发生的。”[4]p81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艺经验在中国得到热烈回应，“文艺服从政治”是对苏联文艺界意识形态认同的极好表征，这样的认同，在文艺界领导人的发言、讲话中也有过涉及。周扬在1952年撰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似乎就是对苏联文艺理论的颂歌。值得一提的是，对苏联文艺经验的学习和效仿并非仅在理论上，也体现在具体的文艺界、文艺领域组成元素上，表现为创作方法、作家的组织方式等方面。功利性诉求和实用目的追寻使对苏联文艺经验的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领域中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
